这位低调的唐代楷书高手被米芾狂点赞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巨大的朝代，国力强盛，文明昌盛，上至帝王大臣，下到一般文士，皆能诗善书。楷书和草书代表了唐代书法的重要成果，尤其是楷书，为后世立下楷则，泽被深远。唐代出现了一批楷书大师，因顶峰树立，而遮盖了许多楷书高手的光辉。裴休是其间一位名家，并不耀眼却书艺精深。

《旧唐书》载，“裴休，字公美，河内济源人也”。据考证，裴休仅仅生于河南济源，而本籍是山西运城闻喜县。裴氏宗族是世家望族，在我国历史上极端显赫，“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今后，余芳犹存。在上下二千年间，好汉俊迈，名卿贤相，比肩接踵，辉耀前史，茂郁如林。”

裴休是裴氏宗族宰相队伍中出色的一员。他在唐代晚期位极人臣，勤于政事，心系社稷，而受皇帝及很多文士的推重。他也喜爱笔墨之事，诗书皆有可观之处。此外，他还和释教，尤其是禅宗联系密切，是忠诚的释教徒。

环绕裴休这样的政治文明人物，撒播许多逸闻趣事。例如，他年少家贫，闭门苦读，很少出户，有一次兄长叫他吃同乡送来的鹿肉，他回绝道“疏食犹缺乏，今一啖肉，后伺以继？”（见《新唐书》）。从中可见他年少就立志坚决，不容易不坚定，笃定一事，决不改动。

裴休笃信释教，和不少名僧大德往来颇深。他曾送子落发，便是民间津津有味的“法海和尚”。

在唐代，裴休的书法就已出名一时。《旧唐书》和《新唐书》都着重他“善于书翰，自成笔法”或“书楷遒媚，有体法”。唐代书碑习尚十分盛行，名公卿相，善书者经常题写碑铭。但随着年月淘洗，许多碑铭早已不存人世。

《圭峰定慧禅师碑》

裴休书迹传世很少，仅存《圭峰定慧禅师碑》。它是裴休和高僧往来的见证，也是其出色书艺的一次展示。

《圭峰定慧禅师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简称《圭峰碑》。公元855年立，唐代裴休撰并书，柳公权篆额，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碑高208cm，宽93cm，楷书，36行，每行65字。

碑铭记载圭峰禅师生平，陈说其梵学思维进程。圭峰禅师，号宗密，俗姓伺，为华严宗第五代宗师，他为传承梵学一马当先，煞费苦心，实为一代高僧。裴休在文章中予以充沛首肯。

《圭峰定慧禅师碑》

就文章自身而言，欧阳修点评并不太高，以为“其文辞业绩无足采”，但却推重其书法，说“其字法世所重”。后人也恰恰是因其书写水平，而十分垂青此碑。历代都有名家题咏置评。金代闻名书法家赵秉文曾作《游草堂寺诗》五首，首篇为：“下马来寻题壁字，布掸子先读草堂碑。平生独爱圭峰老，惟有裴公无愧辞”，对裴休的书法推重备至。

从书写风格而言，此碑是典型的唐楷风格，法度威严精谨，不能增损一笔，笔意在欧柳楷书之间。裴休的笔力整饬雄健，但又古淡清劲。

《圭峰定慧禅师碑》

裴休和柳公权是同僚，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柳公权的名迹《玄秘塔碑》是由裴休撰文，二人联系可见一斑。柳公权要年善于裴休，二者书风会存在相互影响的一面，裴书多取法柳书，已历历可见。也正由于此，裴柳书风的异同，常引来争议。清叶昌炽《语石》卷七载：“《圭峰和尚碑》尚存，其书遒紧而无蕴藉，学之易滋流弊。细参之，其运笔之操作，结体之疏密，与诚悬听合无间。大达法师裴撰文，而柳书之。此碑则柳题额而裴书之。两碑微言奥义，非精于梵乘者不能作。其文固宜出于一手，窃讶裴之书又何故神似柳，既而豁然悟日：此碑亦裴撰而柳书，特书丹时并题裴疑耳。”

裴休《心经》（传）

叶昌炽因裴柳书风近似，而置疑《圭峰定慧禅师碑》是柳作，而托名为裴休所书写。或许，这样的置疑契合常理，却并未承受严厉的风格剖析查验，而只凭直觉就下断言。经过与作于柳书诸碑比照，发现柳书的筋骨显露殊为显着，直逼心目，而裴书较为散落轻松。所以米芾《海岳名言》评：“柳公权《国清寺》，巨细不相称，费尽筋骨。裴休率意写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米芾十分厌烦柳公权的拘谨，而赞扬裴休的天然。裴休的书法并非彻底臣服于柳公权，虽取法柳书，而显显露自己的特性。

裴休的书名在后世远不如柳公权，大约原因是：一，由于风格面貌的确不如柳之激烈，柳书更易让人形象深入；二，传世书迹极为稀疏，后人极难得一见，更不用谈师法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