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也害怕但我不能走

原标题：“有时也惧怕，但我不能走”

本文转载自“南风窗”（ID：SouthReviews）

作者丨姜雯 拍摄丨郭稔可

记者的性情很难捕捉，由于他们总在阅历他人的日子。

就像袁凌脖子上那道淡红色的疤，是甲状腺瘤切除手术留下的痕迹。那是写作《幽静的孩子》期间，压力特别大导致的，还住了半个月医院。

与此一起，他还得了胃炎、高血压，以及一次肺结核病发的误诊。

他之前就得过肺结核。2002年前后在当地报做夜编时病发。治了一年才康复，再次复发的话，医治难度更大。

这次采访期间，他和尘肺病患者一同，而尘肺病往往随同肺结核。“一屋子人，又抽烟又咳嗽，晚上还要睡在一个大炕上，那时分特别想逃，就觉得太惧怕了，胸疼得不可。”

“天长日久做记者养成一个作业习气，觉得如同这么惊惶万状，实在不是回事儿。已然都来了，就先这么待下去。”

眼前这个生于1973年的46岁男人，穿戴不起眼的秋衣，头上光光的，却也能找到坚强冒出来的青丝。身上透显露一股孩子气，又能够在眼角找到泛动开来的鱼尾纹。单纯，却也灵敏。走路的时分有些驼背。摔坏的手机用创可贴黏住。

袁凌出生于陕南秦巴山区，父亲是知识分子，母亲是农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村庄走出来，进到小镇，又去了县城，再漂入大城市。

1996年袁凌从复旦大学硕士结业后进入《重庆晚报》，2003年考入清华大学博士班（撤退学），同年参加《新京报》创刊，并写了创刊号的榜首篇中心报导《北京非典患者骨坏死查询》，尔后宣布了多篇有影响力的报导。

他写矿难、写地震、写非典后遗症，他书写那些像青苔般低微又巨大的生命。“青苔不会消失，只需世上还有最终一个贫民。”

他的著作《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别离取得2012年、2013年腾讯网年度特稿和查询报导奖；2015年获腾讯书院文学奖年度非虚拟作家；已出书《青苔不会消失》《国际》《我的九十九次逝世》等多部著作。

现在他对错虚拟作家。历时4年，袁凌穿越大半个我国，行走于城市和村庄，写下《幽静的孩子》。

安静下来的瀑布

《幽静的孩子》是一部描绘当下我国儿童生计和心灵状况的非虚拟著作，袁凌跑遍我国21个省份和自治区，每一个半月左右就要去一次，每次去20多天。他看望了140来个孩子，有城市留守、随迁、大病、单亲、失学、边境等各式各样的儿童。包括类型之广，让人很难去界说这是本什么样的书。

袁凌以为，我国各式各样孩子的面向、日子状况，还缺少一个全面的展现 。所以这本书的效果便是把各个阶级、各个地域、各种状况下，孩子的生计和日常日子状况，做一个榜首感的展现，而非仅仅一个论题或样本。

“我是故意逃避社会主题的，逃避或许会导向一个社会议题。我更乐意便是写孩子自身，你能够说这36个故事写了36种生命阅历，也够了。”

袁凌自己没有孩子，在城市里也鲜少和孩子玩。若真要说出他和孩子的相关，一是他自己自身便是个“老顽童”，二是他自己也曾是村庄留守儿童，这让他天然生成和这些孩子们有亲近感。

2015年，袁凌跟着公益安排去做项目，他的伙伴是个拍摄师，其时首要看望一些患病的孩子，帮他们写文章，宣扬募款。许多作业开端后就很难放下了，更切当地说，与人一旦发作相关便很难断开。袁凌一向放不下他采访的榜首个孩子可乐，这个孩子的故事没被写进书里，由于“很难过，一向想着下一个再写，成果写完36个孩子还没写他”。

16岁的可乐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比白血病还难治，临床以贫血、出血和感染为首要症状。可乐的父亲终年在外打工，母亲很厌弃他，常常骂他。家人不太有决计给他医治，可乐的心里也能感遭到这种抛弃。

或许由于运用激素，袁凌见到可乐的时分，他身体浮肿，躺在沙发上动不了，也因而失学，家里气氛压抑。

“在最喧哗的年纪，他失去了声响，像一条遽然安静下来的瀑布。”《幽静的孩子》便是以可乐的故事命名的。

辽宁葫芦岛一个因矽肺病逝世矿工的男孩

袁凌说前两天在火车上偶尔看到可乐发了条朋友圈，忧虑他会逝世，就发消息联络他。得知他病况好转了一些，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打工，在杭州的一个酒店后台做帮厨，每天作业13个小时，由于想学点厨艺，下班之后还在颠锅，身上溅了许多油伤。

袁凌问他为什么生沉痾还出来作业，孩子说没办法，在家里母亲说话特别刺耳。兜里揣了400元就出来了，尽管酒店包吃包住，但榜首个月水电费就缴了200元，而榜首月的薪酬被扣着第二月发。人才出来半个月，还不知道怎样熬下去。

“炙手可热，心可寒。”这是可乐的朋友圈签名。

最终的聊天记录停留在可乐的短信。“回也不知道怎样回，但我往后还会问他。”

在采访期间，袁凌又收到可乐的短信。可乐发来一张相片，又出血了，止不住。袁凌给他转了200元，让他赶忙去医院。

“遇到这种作业最费事，基本上是帮不上，但他又就在你面前。你说这种问题怎样办？他出血了，假如能止住还好，止不住怎样办？”

袁凌脸上有忧虑。

而他书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在面对着这样那样的命运，就像被人用网子网住了人生。

贴身的风险

这样一本对全我国孩子“扫面式”书写的书，曩昔没有过，或许也只能由袁凌来写。他除了既能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又能很自然地和孩子们玩在一同，身上还有一股“野生”的滋味。

海南岛内地，跟从大人上山为槟榔树除草的孩子，在大人砍下的芭蕉叶上小憩

野生，但不粗野。或许是从故土出息身体里的东西。

除了患病，袁凌还要面对艰困的日子条件，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

“吃的比较差，住的常常没有床，就各式各样的，草堆、硬板、和猪靠着头的，还有那种特别脏的，本来是白的，全都是黑的了。还有漏雨的、油烟的，又是雨又是油烟淋在你脸上。”

有一次在内蒙古人家里，他们杀了一只羊招待，但接连吃了几天羊肉没有蔬菜后，袁凌啃起了羊吃的玉米秆子。

而恶劣的自然环境，让他往往要面对实在攸关生命的风险。

在新疆，袁凌和当地人一同走羊道，赶羊上山。羊道特别窄，挂在光秃秃的山崖上。走着走着袁凌走失了，而前面的路也消失了，变成一条线，往前走不下去，往撤退又很难。下面一百多米处，是一条大河。

“我其时进退维谷，哪怕沙土略微松脱一点，我就完了。后来就极端小心谨慎地一点点往撤退，也不能回身，就这样走回去的。一向到好久今后，梦里还常常出现这个场景，醒来后一身盗汗。”

在大凉山的时分，袁凌跟艾滋病家庭日子在一同。尽管艾滋病不会在日常日子中感染，但孩子都没做过检测，玩起来又很用力，难免会有些忧虑。在尘肺病患者家庭，他和七八个人睡在一张大炕上，有人乃至在咳血。

在紧邻中越边境线的“地雷村”，袁凌跟着农人去排雷。一条苍茫的小路，约莫只要一本书那么宽，两头满是地雷，有的埋在下面没显露来，有的显露来一半，有的全显露来了。

农人跳到一块石头上，就开端排，但假如排炸了，袁凌和同行的拍摄师也会跟着受伤。但排雷的农人更费事，很或许一条腿，乃至人都没了。

后来袁凌还跟着部队去排雷。部队先用炮炸，炸过一遍后再用探雷器去探。本来青山绿水的森林，悉数被炸成了废墟。而袁凌和指挥员就走在这样的废墟上。

“那个雷场还没完全排洁净。所以常常有一段时刻，就有兵士受伤或逝世。”

在那个村子，大人不会让小孩上山去玩，村里总能见到缺臂膀断腿的大人。有个孩子的奶奶就少了一个脚掌，早年是脚掌的当地，只剩一个疙瘩，包着厚厚的老茧，老茧包不住的当地就显露骨头。还有一个孩子的父亲，一共被炸了3次，一次在腿，一次在脸，一次在腹部。

“那个真的蛮风险的，但到了现场，也会发作出一种勇气来，觉得要把这个作业完结。人类便是这样，战胜许多风险。”

翟龙萍翟星萍姐妹

“做了第三、第四次看望的时分，这时是我特别坚持不下去的时分。我觉得崇高是不起效果的，起效果是最低的那个想法，便是我来都来了，我不能走。”

也正是袁凌这种“最低的想法”，咱们才看到了这些本该生动，却过早“失语”的孩子：北京五环外被驱逐的翟龙萍和他们家的菜地，“自杀宝宝”天天，患有肛门闭锁症、先天性心脏病、隐睾、肺结核等无权长大的少年邓晖，中越边境没有户籍也上不了学的“联合国”儿童。

没有“乡愁”的乡愁

袁凌一向确定写作为他的终身作业，而记者是次优挑选。

记者这个身份能够让袁凌坚持写作的习气、体会不同的日子场域，这是优势。而下风在于，无法持久地浸在某一个作业里，往往采访完了就走了，无法和对方发作实践的殷切联络。即使阅历了上百种日子，但没有一种日子是他的。而一次性写作也无法把他人完好的生命状况保存下来。

大学结业后袁凌在重庆做了4年记者，挑选重庆，是由于那里有村庄。在一个内陆城市待够后，袁凌想去中心城市，就考入清华博士班。到京签到榜首天就恰逢《新京报》创刊准备，袁凌就去那应聘，这再次打开了他的记者生计。

本来能够就着藤蔓顺畅往上爬，也差一点就功成名就了。但袁凌却没有挑选那条阳关大道，依照干流的途径完结一个在大城市“生根发芽”的勉励故事。他尔后曲折于多家媒体，抛弃高薪作业折返于北京和故土。

“那阵子对乡土的担负特别大，就觉得老是有一个压在自己身上的东西没有完结。那段时刻也逼真地感遭到咱们和乡土之间的开裂和苦楚。”

袁凌本来想要回乡种田，一起在自己的故土书写故土。但回去之后，他发现没有身份能够供他承认，他在家园现已失去了方位。“我是出去过的，再回去。人家不知道你回来干吗。”

回乡写作的测验是失利的，日子和作业合一的完美状况毕竟无法完成，来来回回折腾了几年，袁凌觉得很失利。但在写了两本小说和一些散文后，心里对乡土的负疚感才逐步放下，也让他能够再去书写外面的东西。

袁凌一向处于一种流浪的状况，最近才刚打算在西安稳定下来。

一方面是由于西安离家园比较近，另一方面，不管在哪里，袁凌一向觉得自己是外人，但故土，却又是一个回不去的当地。

“咱们我国人都是这样的，咱们这种从村庄走出来的人是没有归属感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在城市里买房，是要把它打形成一个日子根基。我没有走这条路，所以这种感觉一向存在。”

“不归于任何一个当地，乃至从写作上来说，都处于一个激烈的下风。”

比方东北作家双雪涛、班宇，他们写原生回忆中生长的工业区，尽管工业区的式微是一个悲惨剧，但作为写作者，他的回忆是有价值百科的。人们乐意看老东北工业区的式微，由于这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但袁凌觉得，他书写的家园的式微，是没人要看的。

当然，也有人书写村庄，但那种村庄往往是诗和远方，是人们能够寄予乡愁的当地。又或者是一种奇迹，龌龊、饥饿、乱伦、蝇营狗苟、传奇土匪那样的奇迹。“你实在写碾压村庄的那种式微，心里面的那种苦楚和嗟叹，没有人要看。所以咱们这种人不只归属感成问题，连咱们的原生回忆都是不值钱的。”

还有个很实际的问题，户籍。

袁凌的户口也是几经曲折，重庆、北京、家园，现在到西安。当年脱离重庆的时分，他还特意去找了登记在集体户口上的那个地址。成果发现，那个当地底子不存在。地址是假的，一个地址或许挂了几千人。袁凌受不了那种“虚拟”的状况。

西安仍是个发展中的城市，作为一个“无根之人”，袁凌接受了这种实在的别离和开裂，也期望将这种状况记录下来：变化中的我国。“整个我国的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乡愁中、一个现代性的开裂途中。”

我问他为什么不写北漂，袁凌觉得不是那个当地的人，就掌握不住整个北京。北京是归于老北京人的，能够写几个故事，但布景永久单薄。“你能写海里面的几条鱼，但你写不出来海。身份弱势形成文明弱势。”

西安对袁凌来说，就像记者作业，也是个次优挑选。而这个挑选更是袁凌的一次人生转机，从排挤日常到进入日常，他既要避免自己被规训，也要了解普通日子自身又一起坚持日子的张力。

“但必定不是孤绝的、把自己关闭起来的，要坚持打开。”

采访完毕后，袁凌又给可乐转了400元，然后急着赶赴下一个日子现场。

相对于被采访，他仍是更适合做一个“采访者”，以笔为枪，向着自己，也向着人世，宣布铿锵又温顺的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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