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家斯坦因是如何获取敦煌写本的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我国甘肃省敦煌县(今敦煌市)莫高窟考古期间，别离于1907年5月28日、6月6日与守洞道士王圆箓(1850-1931)两次暗里到达隐秘买卖，骗购第1批、第2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绢画等文物，算计140—150捆左右[1]。斯坦因于1907年6月12日脱离敦煌县，在河西走廊其他地区查询3个多月，于1907年9月24日回来安西直隶州(今瓜州县)。斯坦因停留安西期间(1907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又以通讯沟通办法，第3次与王圆箓到达私购藏经洞文物的隐秘买卖。1907年10月初，斯坦因坐镇安西，差遣其师爷蒋孝琬(1858-1922)等手下人潜回敦煌莫高窟，获取第3批藏经洞文物约230捆。

毫无疑问，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得手的约230捆藏经洞文物，构成了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由于斯坦因公开出版物中对他在安西获取藏经洞文物的记载语焉不详，后世学者研讨英藏敦煌写本来历时，往往只注重斯坦因于1907年5—6月在敦煌莫高窟的活动，对他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获取敦煌写本的经过，反而注重不行。为补偿此缺憾，笔者拟以英藏斯坦因日记、账簿、记事簿、通讯等档案资料为根底，结合斯坦因出版物，对斯坦因于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第3批藏经洞写本约230捆的进程，以及这批文物在后来的外流进程，进行一次开端的研讨，以期复原该历史作业的本相。

斯坦因于1907年春、夏之际在敦煌考古时，署敦煌县知县王家彦(？-1913)和沙州营参将林太清(1851-1912)等敦煌县官员正在全力抵挡农人抗缴土地税“采买粮”的行为，并屡次密议以武力打压农人领袖。由于斯坦因自1907年3月起长时间盘桓于敦煌县境内，官府只好耐性等候斯坦因脱离敦煌后再采纳举动[2]。

斯坦因于1907年5月23日第1次进入藏经洞后，便一向盘算着怎么将藏经洞文物悉数买走。但王圆箓惧怕此举带来的成果，未敢容许斯坦因的要求。虽然如此，斯坦因仍是于1907年5月28日以3个银元宝(150两)的价格从王圆箓手中买下他选择出来的至少57捆各类文物，外加至少50捆典籍。1907年6月6日，斯坦因又以50两银子的价格，从王圆箓手中买下至少33捆文物[1]。1907年6月7—11日，斯坦因在莫高窟为这两批文物打包装箱，总共装了12只箱子(编为第1—12号)。斯坦因脱离莫高窟之前，还提出与王圆箓做第3笔买卖的要求，但又遭王圆箓回绝。据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记载：“挨近道士，主张他随后再转让一些‘经’给我，可是遭到回绝，原因是他曾经就有的那种惊骇忧虑心思以及其他一些作业。”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带着未能购买更多藏经洞文物的惋惜，脱离莫高窟和敦煌县城。

斯坦因于1907年6月15日抵达安西州城，将他在莫高窟获取的12箱子藏经洞文物密封存放于知州衙门。随后，斯坦因于1907年6月24日脱离安西，向东查询河西走廊。1907年7月23日，敦煌县因知县王家彦误杀抗粮农人领袖，而引发农人起义。3000名起义农人冒着刀光剑影，攻入敦煌县城，焚毁知县衙门，打死兵勇14名。王家彦全家逃跑[2]。远离骚动中心的斯坦因，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脉里查询了3个月后，于1907年9月24日再返安西。此刻，斯坦因在甘肃省的查询方案行将完结，预备在安西休整半个月后，便起程回来新疆省。斯坦因停留安西期间，得知敦煌县农人暴动已被彻底停息，但衙门几近瘫痪，百业萧条，人心惶惶。所以，斯坦因复兴贪心，想运用骚动的形势，设法与王圆箓取得联系，以求购更多的藏经洞文物。

斯坦因后来于1907年10月14日从新疆苦水驿写给其挚友帕西·斯塔福·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的报告信中，记载了他自己再生购买藏经洞文物主意的布景：

在我脱离敦煌大约一个月之后，敦煌当地发作了一场暴动，知县的衙门在骚动期间遭到了掠夺，并被烧塌了。我是否现已告知过你这个作业呢？开端，我曾考虑，在我起程进山脉查询之前，要将我的瑰宝留存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走运的是，我终究仍是决议将它们带到安西去，由于安西这个当地间隔我的返程路途更近些……

这场因积怨已久而迸发的起义，现在正在慢慢地被按捺下去。由于它朴实是由于当地要素引发起来的，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排外爱情的痕迹，所以我便毫不犹豫地再次鼓足勇气，要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再捞一把。咱们曾经进行过搜索的隐秘，一向被保存得滴水不漏。我知道，这样会激起我那害臊的道士看护人，使他发作新的勇气。

在这种布景下，斯坦因回来安西之初，便将自己欲乘乱增购藏经洞文物的主意告知了蒋孝琬。在蒋孝琬的主张下，斯坦因决议先给王圆箓写一封密信，再派一位牢靠的“信使”将密信从安西送到敦煌莫高窟，面交王圆箓。信文的首要内容是主张王圆箓以两边满意的价钱，再向斯坦因出售一批藏经洞文物。至于今后应采纳什么过程，将视王圆箓复信中的表态而定。

斯坦因不明白汉文，他与我国人之间的文牍沟通，彻底依托师爷蒋孝琬代笔。王圆箓不明白英文，他和斯坦因之间的沟通，首要依托蒋孝琬中转。因而，斯坦因写给王圆箓的密信，不或许是斯坦因亲书的英文信，而只能是由蒋孝琬以斯坦因名义代笔写成的一封中文信。斯坦因1907年10月1—9日致其老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信中，谈及他给王圆箓写密信时泄漏“我是经过我那位优异的我国秘书，提出那些新要求的”，可阐明这一点。

密信写好后，派何人充任信使，又成了一个问题。蒋孝琬此刻无法脱离安西去送信，查询队外国队员或新疆籍侍从也不谙汉语，不适合当信使。所以，斯坦因只能从他近期暂时招聘的当地汉人中选择信使。斯坦因日记中，没有记载下他派信使去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作业。因而，咱们既不知道该信使的名字，也不知道该信使去莫高窟的时刻。但依据斯坦因档案，他在安西停留期间，招聘的专职“信使”(messenger)只要一名当地汉人，即“信使张宝(音译，Jan-pao，messenger)”。咱们能够揣度，斯坦因派去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人，便是受雇的“信使张宝(音译)”。

关于信使张宝(音译)动身送信的时刻，咱们可在斯坦因所记出入流水账簿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开销账目中说到：“雇马匹，为前往千佛洞的信使运用，算计10钱银子。”据此可知，斯坦因从安西州城差遣信使张宝(音译)赴敦煌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时刻，应在1907年9月26日。斯坦因派出信使张宝(音译)从安西骑马直奔敦煌莫高窟时，要求他讨取王圆箓的回信。

信使张宝(音译)于1907年9月26日脱离安西后，当日便抵达莫高窟，次日带着王圆箓的回信回来安西。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载说：“道士的回信抵达。他乐意出售写本，提出的价钱是，每100捆子付300两银子。”与前两次买卖比较，王圆箓此次的要价明显要高许多。斯坦因接信后，虽嫌价钱太高，但因无法隔空讨价还价，只好暂时承受。斯坦因而刻手头现银有限，已不或许过多地购买藏经洞文物。他和蒋孝琬协商的成果，决议依照王圆箓提出的价钱，再购买200捆子写本，需付出600两银子。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载说：“关于写本事，与师爷商议办法。决议要获取200个捆子。”

关于斯坦因在安西以通讯办法与王圆箓商议进一步购买藏经洞文物的作业，斯坦因在其第2次中亚查询行记《契丹沙漠废墟》中仅仅模糊地说到：“我曾给王道士写了一份书面主张书，期望能进一步得到‘选择物’，并经过一个牢靠的信使将该主张书送去。这份主张书得到的答复，是慎重当心的。”[3]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也仅仅简略地报告说：“我提出一项进一步购买的主张，经过一位牢靠的信使送了曩昔，得到的回应令人充满期望。”但关于这次以通讯办法到达买卖的细节，两书都没有发表更多的细节。

斯坦因决议增购200捆写本后，当即紧锣密鼓地为购运文物做组织。他首要派人召回由查询队驼夫哈桑·阿洪(Hassan Akhun)于1907年夏日带往南山牧放的骆驼队，定由哈桑·阿洪带领这支骆驼队前往莫高窟，履行运送新购藏经洞文物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载说：“做好组织，召回骆驼队，用于运送。”1907年9月28日，哈桑·阿洪带着骆驼队回来安西。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载：“哈桑·阿洪到来，带回的骆驼队处于膘肥体健的状况。”(11)

为了不引起敦煌县和安西州各界人士的置疑，斯坦因决议只差遣蒋孝琬出马前往莫高窟，担任施行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并将其运回安西的巨大方案，而他自己则留在安西，幕后操纵。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解说说：“为了防止全部置疑，我自己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施行这项买卖的任务托付给了我那位永久热心的师爷。”(12)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载说：“为了防止全部嫌疑，我自己被逼留在远离场景之外的当地，而将施行这项方案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永久热心的秘书。”[3]339为了保证蒋孝琬圆满完结任务，斯坦因还差遣他最信赖的总管家伊不拉欣·伯克(Ibrāhīm Beg)给蒋孝琬当副手。斯坦因在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载说：“给伊不拉欣·伯克下达指令。他让我信任，在从事隐秘作业时，是不需要指令的！”(13)

为了让蒋孝琬死心塌地去全力完结这次购买新写本的任务，斯坦因在蒋孝琬脱离安西前，于1907年9月29日向他小施恩惠。据斯坦因当日开销账目记载：“给师爷送礼，用于买服装，算计103.5钱银子。”(14)这是斯坦因拉拢蒋孝琬的一向做法。为了运送文物便利，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还购买了一批用于装写本的塔噶尔(Taghar，粗麻袋)，他在当日开销账目中记载说：“塔噶尔(6钱银子)。”(15)

1907年9月29日上午，蒋孝琬骑着驴，随身携带购买写本所需的600两白银，带领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以及由4头骆驼组成的运送队，脱离安西，前往敦煌莫高窟。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中记载说：“上午10时，派出师爷，带着600两银子和4头骆驼。叮咛他沿途要当心慎重。指令他于10月2日抵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回来。”(16)蒋孝琬脱离安西时，为防止引起当地官府的置疑，还找了一个外出的托言。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蒋孝琬)假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托言，并在这个托言的保护下动身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动身了，走一条沙漠路途，前往石窟寺邻近的一处隐秘会集地址。”(17)

蒋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带走的用于购买藏经洞文物的600两白银，实践上是12个各重50两左右的银元宝。斯坦因记事簿1907年9月29日条中，记载了这12个银元宝的分量状况：“为写本预付：6个元宝，单位是甘州色尔(两)；3个元宝，每个重500米斯卡尔(钱)；3个元宝，别离重505米斯卡尔(钱)、508米斯卡尔(钱)、510米斯卡尔(钱)。”(18)在斯坦因的开销账目中，此次开销的600两银子，列在1907年9月30日条下。据斯坦因当日开销账目记载：“付出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算计6000钱银子。兑换用于付出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时，遭受的丢失，算计23钱银子。”(19)这显现出，斯坦因在开销600两银子的购文物用款时，采纳的是9月29日预付、9月30日入账的办法。蒋孝琬一行走后，斯坦因住在安西的寓所里，一边写信、写各种报告书，一边等候着蒋孝琬等人的回来。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蒋孝琬时，“指令他于10月2日抵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回来”。但由于游览顺畅，蒋孝琬一行于1907年10月1日便抵达了莫高窟下的“隐秘会集地址”，并提早完结了购买、运送写本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依据蒋孝琬回来后的叙说，追记了蒋孝琬一行在莫高窟购买接手写本捆子的经过：

10月1日，他(蒋孝琬)让骆驼队在石窟下方驻息，然后独自一个人出头去找王道士，但发现王道士现已离去！所以，王道士的帮手赶忙骑着师爷的驴紧追而去，从半道上的寺庙里将道士带了回来。就在同一时刻，伊不拉欣也靠了上去。道士感到十分尴尬，直到他辨认出了我的这位总管家。师爷声称，他曾想方设法地想要压低价格，可是白费无获。不承受价钱的话，道士无论怎么也不赞同出售更多的东西。吐蕃文写本看起来将要被6、7个穿红袍的藏族喇嘛接收，他们想要将这些吐蕃文写本保存在一座独自的寺庙里。这些人让道士变得神经严重起来——从漆黑的洞子里搬出了200个捆子，事前没有做任何选择作业。可是师爷说，他把那些“烂的”(lan-di)东西都扔掉掉了。打包作业是在洞窟里匆匆忙忙进行的，装写本的袋子也是在洞窟里被放到肖塔(驼架)上去的。骆驼被一头一头地独自牵过来，停下装货，直到功德圆满停止。依据师爷叙说的故事判别，他们在那里不或许度过一夜的大部分时刻。(20)

斯坦因原方案以600两银子买200捆写本，王圆箓从藏经洞搬运捆子时也计数搬出了200捆，但蒋孝琬实践得手的写本要多于此数。蒋孝琬在600两付款不变的状况下，又多要去了20捆藏文写本，也收了一些被归入“烂的”东西一类的写本捆子。因而，斯坦因后来在提及他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目时，逐步从200捆修正为230捆，实践上都是大约数。

关于王圆箓在这次买卖中的体现，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要在这儿提早叙说一下的是，关于他(王圆箓)的安静心态，咱们后来取得了可喜的依据。4个月后，当我回来安西的时分，他又赞同再出让一批汉文和藏文写本，让这批写本前往远在西方的‘学识的圣殿’；这批东西是200多个严严实实的捆子。”[3]194斯坦因第2次中亚查询翔实报告书《塞林底亚》中也记载说：“4个月后，我一回来安西，他(王圆箓)便赞同，为了我曾屡次告知他的那个地处悠远西方的‘学术殿堂’，能够再向我出让另一大部分汉语文写本和藏语文写本，总共至少有230个厚实的捆子。这是我所收到的最让我感到快乐的依据，证明他的心灵还处于安静的状况。至于这个成便是怎么经过蒋师爷那长于压服人的油滑手腕成功取得的，又是怎么在彻底保密的状况下取得的，我现已在‘个人自述’中叙说过。”[4]

依据斯坦因的各种描绘，咱们现在可将其在安西第3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量确定为230捆左右。其间包含的具体卷子数，据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幽静的深夜，他们又从头呈现在我的寺庙邻近。这次，他们带回了沉重的行李，装满了我想要的一切东西，甚至比我期望得到的还要多得多。好道士在劝说下，又出让了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含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释教作品。”(21)这是斯坦因仅有一次说到，230捆中包含了近3000件典籍卷子。无论是捆子数，仍是卷子数，都要比斯坦因1907年5—6月在莫高窟取得的藏经洞文献多。因而，斯坦因在安西购获的第3批藏经洞文献，肯定是斯坦因获取的最大一批敦煌文献。

关于蒋孝琬用600两银子购买到大约230捆写本或将近3000件卷子，斯坦因对这个价钱是很满意的。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在具体介绍了蒋孝琬等怎么新获230捆藏经洞文物并将它们运抵安西的作业后，兴奋地说：“这个故事是十分浪漫的。将来有朝一日，当展开来叙说这个小故事的时分，那会逗人笑的。可是在现在，咱们必须将知道这个故事的规模限制于咱们两人之间，不得别传。还要为一个现实保密，这个现实便是，千佛洞供给的东西，总共是7个骆驼驮子的‘资料’，只破费了政府大约130英镑的经费。而写在棕榈叶子上的独自一页梵语写本，再加上其他一些‘古物’，就值这个价钱了。”(22)

蒋孝琬在莫高窟完结购买写本的任务后，将所获写本捆子装满7个麻袋，搭在4头骆驼背上。随后，他打发伊不拉欣·伯克、哈桑·阿洪带领着骆驼运送队，于1907年10月2日一大早脱离莫高窟，先行回来安西。蒋孝琬自己没有跟从运送队一同回来，而是于1907年10月2日去了敦煌县城，小住数日。

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赶着骆驼运送队脱离莫高窟后，一路上东躲西藏，昼伏夜行。关于运送队从莫高窟回来安西的经过，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当这些驮子第一次从寺庙那‘牢房般的黑洞’里被收拾出来的时分，师爷和牢靠的伊不拉欣·伯克(来自克里雅的那位我的老达鲁花[管家])必定度过了一个繁忙的夜晚。他们恰巧碰上了一些到石窟寺拜访的西藏游客，为了防止有人留意等等，而只在夜晚跋涉，终究回来了安西。”(23)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载说：“整个这件作业，都是以极为慎重利索的手法来处理的。伊不拉欣·伯克，还有哈桑·阿洪，以及他那些因在山脉里长时间休假而膂力已得到康复的骆驼们，都承当了运送的任务。他们在赶往那个坐落石窟脚下的隐秘约会地址时，一路上慎重当心，防止走大道。而当他们回来时，也是只在夜间跋涉，以避开一切猎奇的目光。”[3]339

1907年10月4日晚上10时，骆驼运送队乘夜色回来安西的查询队营地。随后1小时内，伊不拉欣·伯克和斯坦因的老侍从提拉·巴伊(Tila Bai)一同，将文物捆子搬入斯坦因的居处。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补记说：

昨天夜里，伊不拉欣·伯克于晚上10时领着4头骆驼抵达，带回了从道士那里购买来的东西，算计230个捆子(其间有20个捆子的吐蕃文写本)。运送队一向是夜间跋涉，为的是防止引起留意。在寺庙的背面，装满写本的7个大塔噶尔(粗麻袋)被卸了下来。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提拉(Tila)和伊不拉欣当心翼翼地把它们搬了进来。他们虽然很疲惫，但仍是像小孩子相同，享受着一次隐秘游戏带来的快乐。(24)

在运送队回来安西的进程中，蒋孝琬一向住在敦煌县城。蒋孝琬在敦煌县城停留期间，拜见了林太清，为斯坦因查询队测量员拉姆·辛格(Ram Singh)在敦煌境内的测绘作业组织导游。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追记了蒋孝琬在敦煌县城的查询成果：

次日(1907年10月2日)，他去了敦煌县城，见到了林大人，为拉姆·辛格的导游做好了组织。他看见王氏的衙门被抢掠一空，又被焚毁，已崩塌下来。在敦煌，神经严重仍然四处盛行。咱们的好协台(林太清)，在面临英勇的暴动者时，明显举动标准。至于在千佛洞的买卖，好像没有走漏半点音讯。(25)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曾差遣蒋师爷去王道士那里，履行一项隐秘任务。蒋师爷在暮色的保护下，随身带回了担负沉重的4头骆驼，驮的都是出自‘藏宝窟’的更多的写本……至于他是怎么设法打动了胆小怕事的道士，又怎么压服道士为了十分廉价的酬金而在夜里又拿出来200多捆汉文典籍，那真是一个赋有戏剧性的故事。”[3]339这段话应归于误记。实践上，蒋孝琬并没有“在暮色的保护下，随身带回了担负沉重的4头骆驼”，而是随后独自回来安西。

在运送队回来的次日，蒋孝琬于1907年10月5日下午骑驴回来安西。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载说：“今天下午3时，师爷轻快地骑着驴小跑回来。他由于成功地完结了他的任务，而感到充满了欢喜。”(26)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为了能赶快脱离甘肃，不计划在安西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收拾。他仅仅粗略地将新获文物打包装箱，将本来7麻袋写本涣散装入8个箱子中，构成4对骆驼驮子。为了节省时刻，欲盖弥彰，斯坦因在安西没有定制更多的包装箱子，而是对原有的箱子进行了调整，首要是将装银两、行李等物的箱子腾出来，用于装新获写本。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记载说：“上午，忙着为新获取的写本打包装箱。将银子从头分配到各个箱子等里边。”(27)但在打包装箱之前，斯坦因先用纸张和棉布将写本捆子从头包裹了一遍，再装入麻袋和箱子中，以起到假装的效果。斯坦因脱离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费用(28)。

1907年10月8日早晨，斯坦因与蒋孝琬等人算清了前几天的账目，并给蒋孝琬付出了去敦煌的差旅费。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开销账目列项：“师爷去敦煌的游览费用，算计25钱银子。”(2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脱离了安西。据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为我的考古学辎重行李又增添了这批追加物之后，才高快乐兴地于10月8日脱离了安西，这是个令人感到烦闷的亚洲十字路口。”[3]339实践上，斯坦因想赶快脱离安西的原因，是他再获藏经洞文物后忧虑，若持续停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所以决议赶快搬运进新疆省境。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9日抵达安西红柳园子驿站后，完结了他从10月1日起写给安德鲁斯的一封长信，信文终究说到：

我刚刚又取得别的一批古代写本，包含将近4对大的骆驼驮子，从千佛洞的巨大窖藏中运到了这儿。在保存隐秘方面取得了成功，这鼓动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僧侣们，他们满意了我的新要求……我期望有朝一日能告知您一些作业，关于这230捆子写本是怎么敏捷而奥秘地从那个崇高洞窟里被偷了出来，又怎么经过昼伏夜行的办法被运到我在这儿的营帐里。两个月前，它们遇到了敦煌发作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其时，知县的衙门被抢掠焚毁。我开端曾计划将我的发现物存放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我终究并没有放在那里，而是放在了安西这儿！对此，我感到多么快乐啊！(30)

斯坦因脱离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抵达苦水驿，在这儿给阿伦写长信具体介绍他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的作业。关于这批新获写本的假装状况，斯坦因在信中说：“可是迄今停止，一向不或许对它们进行真实的检查作业。在这一大批获取物中，极有或许呈现中亚语文译著。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游览呢，咱们尽最大才能将它们很好地假装了起来。”(31)1907年10月18日，斯坦因抵达新疆哈密。

斯坦因一抵达哈密，就开端为从头包装新获藏经洞文物而订制一批新箱子。1907年10月23日，斯坦因开端为文物打包装箱，到1907年10月31日，终究完结了对写本的打包装箱作业。终究，斯坦因将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装满了12只箱子。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记载道：“在哈密，我从安西起程之前不久又从道士的千佛洞中带出的写本大驮子，总算得以安全地装入了12个巩固的木箱中。”[3]350这12个新箱子，被编为第13—24号，紧接着他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包装箱子的编号(第1—12号)之后。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中，记载了新编12箱所装捆子的数量和内容：

一整天忙着作业，为获自千佛洞的写本打包装箱。它们装满了12只箱子，各箱内容如下：

第1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1捆；

第1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0捆；吐蕃文写本捆子，7捆；

第15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8捆；

第16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6捆；吐蕃文写本捆子，10捆；

第17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2捆；

第18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

第19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外加绘画品)；

第20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

第21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9捆；

第22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20捆；

第23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5捆；吐蕃文写本捆子，1捆；

第24号箱子：汉文写本捆子，13捆；吐蕃文写本捆子，2捆；加上从桥子到阿拉—塔姆取得的泥塑、陶器标本。(32)

据此清单计算，斯坦因在安西新获汉文写本算计193捆，吐蕃文写本算计22捆，算计只要215捆，缺乏230捆。短缺15捆的原因尚无法解说，有或许是各箱捆子数记载有误，也有或许是所记捆子数中没有包含绘画品部分，如第19号箱子的内容应包含后来增加进去的“外加绘画品”部分。

斯坦因在哈密为在安西新获的藏经洞文物打包装箱后，于1907年11月1日早晨脱离哈密。尔后，斯坦因押运着巨大的行李箱子运送队，包含12箱子在莫高窟所获藏经洞文物，以及12箱子在安西所获藏经洞文物，经鄯善县、吐鲁番直隶厅、焉耆府、轮台县，于1908年1月19日抵达库车直隶州。

在库车，斯坦因将查询队分为两队。一队由24峰骆驼组成的运送队，驮运着包含24箱藏经洞文物在内的行李箱子，在蒋孝琬、提拉·巴伊等人的押送下，沿着和阗河槽南下，直奔和阗。另一队由斯坦因自己带领，沿着克里雅河槽南下，先在于阗县境内查询古代遗址，再西行至和阗。1908年1月25日，斯坦因先送走运送文物的驮队，然后于当日下午带领一部分人轻装脱离库车[3]376-377。斯坦因脱离库车后，经沙雅县，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查询，再到于阗县境内查询，于1908年3月26日抵达和阗。此前，从库车动身的文物运送队现已抵达和阗，文物箱子存放在斯坦因的房东阿洪·伯克(Akhun Beg)家中。

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斯坦因将他第2次中亚查询期间所获一切文物以及书本、底版等各种物品装入95只箱子里。其间，装有藏经洞文物的的箱子共有29只，包含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品。被编为第73—79号的7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01捆(33)。被编为第80—88号的9只箱子，共装斯坦因在安西所获藏经洞写本127捆(34)。总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第3批藏经洞写本，又被装入了16个箱子里(第73—88号箱子)，总共装有写本228捆，大致契合230捆的数目。

斯坦因将文物装箱结束后，于1908年8月1日差遣运送文物的部队从和阗起程，运往印度。斯坦因自己于8月3日脱离和阗，进入南边的山脉查询，于10月3日回来印度一侧。1909年1月21日，斯坦因回来英国伦敦。斯坦因在和阗封存的29箱子藏经洞文物，也于1909年1月运抵伦敦，入藏大英博物院。

1910年6月，大英博物院约请第2个进入藏经洞攫宝的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来伦敦，判定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写本的价值。伯希和的判定成果如下：“斯坦因博士从敦煌带回来的汉文写本，假如从清单的视点区分的话，能够分为以下两大品种：(1)完好的或者是尺度相当大的卷子装写本，大约包含3000件写本；(2)散离的纸片或者是残片，包含5000件至6000件……完好写本的绝大部分归于释教文献作品，收录于我国版和日本版的释教大藏经中。”[4]917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承认：“他(伯希和)的查询显现，汉文写本的总数到达9000多件，其间的大约1/3是由完好的典籍卷子构成的，别的的大约2/3是零星的文书和残缺的典籍。”[3]217-218

依据伯希和的判定成果，英藏敦煌写本中，完好或较完好的汉文写本数目是3000件，占总数的1/3，绝大部分归于佛典。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在安西所获第3批藏经洞文物的数量是“230捆子写本，大体上包含将近3000件典籍卷子，绝大多数都是汉文佛经和藏文释教作品”。能够承认，占斯坦因所获藏经洞汉文文献总数约1/3的约3000件完好的佛典卷子，基本上都属斯坦因在安西取得的第3批藏经洞文物。

斯坦因在莫高窟私购第1批、第2批藏经洞文物时，索要的捆子大都经过了他的选择，偏重于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等非汉文写本和各种绘画品。他在安西取得的第3批藏经洞文物，都是王圆箓在慌张中从藏经洞里顺手搬出的，这230个左右的捆子，未经选择，多为佛经之类。当后人将斯坦因先后取得的3批藏经洞文物混编在一同后，研讨者得到的开端印象是，英藏敦煌写本以佛经为主，其学术价值不如法藏伯希和收集品高。比如我国学者胡适(1891-1962)在1926年9月19日日记记载说：“Stein(斯坦因)不明白中文，带了一个‘师爷’，姓王，大约也不很高超。他买了几大捆的藏书而去，未加检择。到次年春间(1908)，Pelliot(伯希和)才到敦煌，他把一切写本检择一遍……所以巴黎写本是选择过的，故有用的卷子较多。”[5]又胡适1926年9月30日日记中说：“Stein(斯坦因)当日吃亏在不明白得我国文字，胡乱装了多少捆回来。其间偶有好资料，但大部分是没有用的。”[5]366胡适所说有必定道理，但忽视了斯坦因所获英藏敦煌写本主体部分未经斯坦因选择这一要素。

经过对斯坦因1907年10月初在安西私购第3批藏经洞文物这一历史作业的研讨，咱们能够得出以下定论：斯坦因运用1907年7月敦煌农人起义后的骚动形势，暗里与王圆箓到达隐秘买卖，以极低价的价格私购并非王圆箓私有的藏经洞文物约230捆，并以假装办法将它们偷运到安西，再偷运到新疆和阗，终究将它们私运出我国，一切这些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英藏敦煌写本的主体部分，甚至整个英藏敦煌文物收集品，从法令层面上讲，一切权仍归我国。

注释：

斯坦因《千佛洞获取物包装记载(1907年6月7日始)》，英文手写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以下脚注引证斯坦因档案时均省掉此句)，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1-82张。

斯坦因1907年6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199号，第83张。

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39张。

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0v张。

(11)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张。

(13)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4)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15)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16)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1张。

(17)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8-140张。

(18)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记事簿，斯坦因手稿第142号，第43张。

(19)斯坦因1907年9月30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7张。

(20)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43张。

(2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139v张。

(22)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140张。

(23)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张。

(24)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25)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26)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2v张。

(27)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43张。

(28)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29)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开销账目，斯坦因手稿第364号，第88张。

(30)1907年10月1-9日斯坦因致安德鲁斯信，斯坦因手稿第37号，第104v张。

(31)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阿伦信，斯坦因手稿第4号，第139v张。

(32)斯坦因1907年10月3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0号，第53v张。

(33)斯坦因1908年7月10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89v张。

(34)斯坦因1908年7月11日日记，斯坦因手稿第202号，第90张。

参考文献：

[1]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收拾研讨报告[G]//敦煌吐鲁番研讨：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5-54.

[2]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往来[J].敦煌学辑刊，2007(3)：60-76.

[3]M.Aurel Stein.Ruins of Desert Cathay: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London:Macmillan & Co.,Limited,1912:339.

[4]Aurel 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II[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825.

本文原载于《敦煌研讨》(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