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五四奖章的武汉护师疫情之后应该更爱惜日子

原标题：获得五四奖章的武汉护师：疫情之后，应该更珍惜生活

4月28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护士长、主管护师胡慧获得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37岁的胡慧从1月3日开始投身抗疫一线，历经中南医院、武汉市第七医院、雷神山医院三个战场，直至雷神山医院闭舱，打满了抗疫全场。

结束隔离后，胡慧在医院工作了几天，五一假期在家休假。她觉得生活慢慢的开始正常。

对她来说，这种“正常”殊为不易，弥足珍贵。

胡慧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转战三个医院，打满抗疫全场

新京报：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什么心情？

胡慧：很高兴，也很“惊诧”，当时医院推荐我申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时，我还在雷神山医院抗疫。一直感觉自己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所做事情是义不容辞的。加之当时时间紧张，网络不好，我还一度想放弃申报。最终，是医院领导帮我完成了申报，评选结果出来时，我确实有点吃惊，觉得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护工作者，不应该得此殊荣。

新京报：简单介绍下你的抗疫工作，刚开始时是怎样的？

胡慧：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协助医院开设发热门诊。随后按照医院要求，感染科开设了中南医院的第一个“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隔离病区。

院领导告诉我们，大家应该 “重视起来”，随时做好准备，明确该如何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会诊制度和应急预案该如何制定。

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医院的气氛跟平时不太一样了。但无论如何，一旦发生新发、突发传染病及其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感染科肯定会冲到前面。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领防护物资。并且，我已经有意识节约使用口罩，建议同事在进普通病房时，只佩戴医用外科口罩即可，因为怕大家一开始就把N95口罩用完，春节期间将会面临断供的风险。我有这样的担心，（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有那种警觉。

雷神山医院，胡慧（图中）在护士站检查工作。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那时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胡慧：有点手足无措。工作最紧张的时候，平均每个护士要照护8-10名新冠患者。而且防护服一旦穿在身上，每个护士至少要在隔离病房待上4—5个小时才能换岗，全身都会被汗水浸透，护目镜上也全是汗水。在这种状态下进行一些医学操作，人的精力、反应度都会下降，有时会很烦躁，处于一种很焦虑、很崩溃的状态。

而且疫情初期，由于病人管理还没有像后期那样严格，一些患者一日三餐都会订外卖，甚至下午茶，家属也会来送各种生活用品，除了正常的护理工作，“帮患者取东西”就成了护士的一份额外工作，最多时，所有护士每天累计要跑上100多趟。

新京报：为什么去了武汉市第七医院工作？

胡慧：1月22日，我被安排去武汉市第七医院做一场疫情防护方面的培训。武汉市第七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1月21日被确定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由中南医院全面接管。去之前，护理部领导告诉我，这场培训大概只需要半个小时。因此，我只带了一个手机就出发了。但是培训结束以后，领导让我干脆留在第七医院继续工作。

新京报：对这个安排感到意外吗?

胡慧：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因为此前已得知第七医院很快就要作为定点医院收治新冠肺炎患者，而这个医院还根本不具备收治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患者的条件，病房连一些基本要求都难符合规范.医护人员对通道如何设置、病房应该布置哪些仪器设施都不太清楚，完全一抹黑的状态。

而按照院领导的要求，1月22日晚上，第七医院就要开始收治病人。时间紧迫，我只能带着第七医院的几个护士长，挨个对病区进行改造。

新京报：支援雷神山医院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胡慧：2月11日，武汉市第七医院正常运转后，我接到了支援雷神山医院的任务。当时的雷神山医院还是一片未完工的工地，重型工程车、泥巴碎石随处可见，我当时做的是带领工程师和工人验收各个病区，所有病房的水电都要一个个去试用，紫外线灯、电源线、地漏……无一不要检查。

我当时发现一个病区的地漏存在倒流现象，病人洗澡时，水如果流不出去，很可能会摔倒，随即反馈给了工程师。工程师跟我开玩笑说，你们家的装修一定是你做的。

新京报：支援雷神山时，在专业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慧：医院改造完成后，我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培训医护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医疗队到达雷神山医院的第二天就可以收治病人，我每天要给几百人开展几十场培训。

因为医疗队员来自全国不同级别医院的不同科室，大家的防护知识掌握程度也各不相同。“如何穿戴防护用品”、“在不同区域该如何明智的选择防护用品”…等都要讲到，有时候也有争论，比如隔离衣是应穿在防护服外面还是应穿在里面？我只能通过专业相关知识和经验说服他们。

我也恐惧焦虑 但在同事面前只能乐观

新京报：抗疫过程中，你的心态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胡慧：疫情初期，大家对这个病不太清楚，未知会让大家有压力。一些医护人员当时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面对病人时心存恐惧。有一个护士在进病区之前就失声痛哭，这样的一种情况一度让我感到担忧——恐惧之下，他们能不能正常照护病人？病人是不是安全的？

雷神山医院，胡慧正在给医疗队进行培训。（中间讲话者为胡慧）受访者供图

随着抗疫难度的增加，在高强度工作与巨大精神压力下，很多护士也会找我哭诉工作中的种种困难，还有同事告诉我，恨不得躺在隔离病房里的患者是自己。

其实从始至终我也在担心自己会在某个环节感染新冠病毒，因劳累带来的身体不适更会加重这种担心，但我从没把这种情绪传递给身边的战友，我一直告诉他们，只要严格执行防护措施，就不会有危险。

在生活我就是个乐观开朗的人，大家都说和我在一起很开心。抗疫过程中，我也尽力让这种性格影响身边的同事。我理解大家的痛苦，只能开导大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有什么需求和困难就找我。即使是离院支援期间，我也会每天和本院的同事通话，了解大家的心理动态。

新京报：离开雷神山时，你是什么心情？

胡慧：那时我跟我的同伴对雷神山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了。虽然早就和同伴约定好，最后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开开心心、欢欣鼓舞地离开，但最后我跟一个护士在舱内就哭起来了，防护口罩上面都是眼泪，就像一位护士长说的，“雷神山医院所有病区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我把他养大了，然后我就要离开了，就是这种感觉。”

最后一天封舱的时候，我们冯主任代表我们团队上去领抗疫勋章，她的先生那天也过来看她，给她献了一束花，当时我也一下子就哭了。其他人可能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待的时间最长，感觉也最深刻。

我觉得终于把这个事情好好完成，可以回家过以前的生活了，是一种完全把重担卸下来的感觉。

儿子写作文说 妈妈是英雄

新京报：直到抗疫结束，你有多久没回过家了？

胡慧：其实我自从开始援助第七医院的第二天起，就没有回过家，当天我回家去拿了几件衣服，后面就一直在酒店里面住着。如果是平常，我每次回去，我的双胞胎儿子都会抱抱我，亲亲我。那天回家取衣服的时候，我妈就跟我儿子说不要靠近你妈妈，我两个儿子就只能远远地站着，我离他们远远的，飞快地收了一些衣服就走了。我妈那个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她也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很危险了。

雷神山医院，胡慧在隔离病房内进行护理质量检查。（左2为胡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面临高强度工作和照顾家庭之间的两难局面，你是怎么处理的？

胡慧：说来惭愧，我对工作付出的时间比对家人付出的时间要更多一些。其实不是我照顾父母，是他们在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疫情期间，我先生和我婆婆管孩子的学习，我爸妈在家做饭。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我婆婆是中南医院的中医科医生，丈夫从小就在医生家属院里长大，因此很理解我的难处，也很支持我的工作。

我爸妈其实每天都很担心我，每次打电话，我觉得我妈都要哭了，我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自己对于接下来的情况也是不能确定的，未知的。如果把自己的辛苦和疲惫说给他们，也是对他们的负担。

抗疫最累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想着尽快恢复以前的生活，回到双胞胎儿子身边，和家人团聚，然后跟闺蜜好好吃个饭，喝杯咖啡，回归正常工作岗位。

新京报：抗疫期间怎么和家人保持联系？

胡慧：我每天都会和丈夫还有孩子视频。两个八岁儿子每次都会问我，何时回来、武汉何时解禁。儿子可能还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在他们的概念里，“解禁”或许就是妈妈可以回家，自己在家被关了几个月后可以出门了。

不能见面的日子里，二儿子还写了一篇作文，“很多人都在外面战斗，我妈妈也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妈妈是“英雄”。

与儿子视频时，我会担心孩子居家隔离太久，会不会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此外，我很挂念二儿子的饮食问题，虽然两个儿子是双胞胎，但哥哥体型偏胖，弟弟却很瘦，胃口也差，我在视频中会督促儿子好好吃饭。

新京报：再次见到家人之后是什么心情？

胡慧：4月23日，在酒店结束集中隔离后，我跟着同事的车回了家。像以前一样，我一进家门，两个儿子就扑到了我的怀里，高喊着，“妈妈，你终于回来了”！我发现老大又长高了，已经快到我的下巴了；老二虽然也长高了些，但还是很瘦。

几个月来的孤独、恐惧、担心、疲惫在那一瞬间，见到了家人之后就完全释放了。

因为平时工作很忙，每天回家都是很晚，我平时在家很少做饭，只有母亲偶尔回老家时，我才会下厨。回来后，我给儿子做了一次牛肉炒饭，儿子很惊奇地跟我说，“妈妈，原来你还有这种功能。”

五一期间，我有三天的假期。这几天我基本没有出门，每天都是在家陪孩子或处理一些手头工作。

因为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其实很难有时间陪孩子出去玩儿，也专门和丈夫商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希望有时间多带孩子出去走走，“哪怕跑一下都好些。”

新京报：经历了这次疫情之后，有什么感悟？

胡慧：应该更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工作。

来源：新京报

记者 张胜坡 实习生 杜萌 张逸凡

编辑 胡杰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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