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每猎食一头野生动物都相当于为病毒进入新物种掷了一次骰子

原标题：人类每猎食一头野生动物，都相当于为病毒进入新物种掷了一次骰子

虽说人类捕食野生动物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农耕和畜牧技术发达之前，野生动物就是重要的营养来源。要不是靠狩猎，我们本来没有机会成为雄霸地球的物种。

但如今的情况早就变了。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太多，而野生动物太少。而这种失衡令人类暴露在原本只会停留在野生宿主身上的疾病面前。

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从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可能迅速蔓延开来，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不加选择地致人于死地。当年SARS和禽流感疫情，都是最好的例证。

当我来到理德利路市场（Ridley Road market），乍看上去它并无特别之处，跟伦敦其他的集市一样，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摊位，从鲜果蔬菜到廉价电子设备、人工饰品以及各种小物件，不一而足。

但如果往里走，便会有一股腥臊味扑鼻而来。在临时摊位的后面有着一溜肉铺，百米之内有十几家，门面上挂满一般肉铺的标配：牛肋骨、猪肩、羊腿、鸡大腿；但也有西方人不常吃的部位或下水，比如羊头、牛肾、牛蹄，还有别的我不认识的东西。

一些肉铺卫生状况堪忧：屠夫们不戴手套；地板上淌着血；肉上叮着苍蝇，大多不带标签。不过这些都没有吓跑顾客。我没想到的是，一个因售卖走私“野生肉”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的市场依然还是这般模样。

“野生肉”是来自热带地区的“野味”的总称，主要指西非和中非地区。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买卖野生肉是非法的。在曾经因进口野生动物肉导致传染病爆发之后，这些国家颁布了禁令。

虽说人类捕食野生动物已经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在农耕和畜牧技术发达之前，野生动物就是重要的营养来源。要不是靠狩猎，我们本来没有机会成为雄霸地球的物种。

但如今的情况早就变了。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太多，而野生动物太少。而这种失衡令人类暴露在原本只会停留在野生宿主身上的疾病面前。

在特定的条件下，一些从动物传给人类的传染病可能迅速蔓延开来，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不加选择地致人于死地。当年SARS和禽流感疫情，都是最好的例证。

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有单分子的朊病毒，也有多细胞的寄生虫，如绦虫。这些病原体可导致各种疾病，轻则伤风感冒，重则致命，比如狂犬病。

全球范围内，每五个病死的人中，就有一人死于传染病。每年有几十亿人患上传染病。

所幸的是，并非所有的病原体都能造成大瘟疫。黑死病曾在14世纪横扫欧洲，抹去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它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有现代抗生素作为保障，我们一般不需要过多的担心细菌，除非出现一种能耐受所有抗生素的超级细菌，并得以扩散开来。

但有些感染却有可能会引起“下一场大瘟疫”。

为什么说“下一场”？因为这种事情早有先例，比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爆发。

为什么用“大瘟疫”这个词？因为影响范围和社会成本将不可估量。它可能会是某种已知的威胁，比如埃博拉或禽流感，也可能是你闻所未闻的东西。

我所采访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最可能导致下一次大瘟疫的媒介是病毒，再说具体一点，则是RNA病毒。这些病毒令传染病专家们忧心忡忡。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埃博拉、SARS、脊髓灰质炎和HIV艾滋等皆因它而起。

一些不太知名的传染病也由RNA病毒引起，比如马尔堡出血热、拉萨热、立百脑炎、裂谷热和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些也都有可能引发下一场大瘟疫。

与构成生物体的细胞相比，病毒非常精简。它们携带的遗传密码很少，只够它们进入细胞并接管细胞机器。RNA病毒缺失一种遗传密码，无法制造名为DNA聚合酶的校正酶，因此突变率是其他生物体的好几倍。

对大型生物体来说，高突变率无异于诅咒；但对RNA病毒来说，这却是福音。大多数突变都会弱化病毒，但偶尔会有某个突变能让病毒如虎添翼，比如对新宿主更具杀伤力。如果这一病毒找到适合的宿主，它就可以导致全新的流行病。

还有一点，专家们也相当肯定：下一场大瘟疫会是一种人畜共患疾病。人类历史上已知的三场规模最大的疫病——黑死病、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都属于人畜共患疾病。下一场估计也是。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了一份最危险的新现传染病名单，列出了“不久的将来可能大爆发”的传染病。

名单上所有疾病都是由RNA病毒引起的人畜共患疾病——其中，动物（主要是野生动物）成为RNA病毒的宿主——这可不是什么巧合。

要了解世卫组织忧从何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H5N1流感病毒的例子。从2003年至2014年间，这种引发禽流感的RNA病毒感染了大约600人，其中一半以上死亡。

虽然目前已知的病毒毒株都可以致人于死地，但它们并不具备人传人的能力。所以，大多数H5N1病例都是直接从病毒宿主（主要是野鸭）“溢出”到人类之中的。

但2012年一项针对雪貂的研究表明，这种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突变，获得在哺乳动物间传播的能力。

荷兰伊拉斯姆斯医学中心（Erasmus Medical Center）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试验，以滴鼻的方式将H5N1病毒从一头雪貂转移到另一头雪貂，经过10次感染，病毒就已经通过复制和随机突变，获得了在雪貂间传播的能力，其间，科学家未作任何干预。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病毒的重大突变确实只是个概率问题。在雪貂实验中，科学家们只掷了十次骰子，就得到了一种易于传播的致命毒株。

至于在人类之中，掷多少次能达到类似的效果，只有老天才知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一点：人类每猎食一头野生动物，都相当于为病毒进入新物种掷了一次骰子。

英国人好野鸡，美国人嗜麋鹿。鸵鸟肉是南非能买到的最精瘦的红肉，土拨鼠是蒙古人餐桌上的美味。

至于中国人……

凡是野味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比如2012年，欧洲就爆发了旋毛虫病，属于二十多年来的首次。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起因是有人食用了未煮熟的野猪肉香肠。

但有的野味则要危险多了。热带森林以物种丰富而著称，而那些动物身上则携带着更加数不清的致病微生物。

证据显示，艾滋病等祸害都可以追溯到非洲野生肉，2014年，令流行病专家脊背发凉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如此。

在2012年出版的《致命接触》（Spillover）一书中，作者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提到，对于埃博拉病毒大爆发，科学家们早有预言。几十年来，西非和中非地区的埃博拉“溢出”时有发生，但每次最多只有几百人死亡。

2014年的爆发不同以往，而这正是堪忧之处。它传播速度更快，同时保持了极高的死亡率；到两年后疫情结束时，它已经感染了28,000人，导致超过11,000人死亡。

虽然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埃博拉病毒，但对于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到现在都知之甚少。2014年的埃博拉爆发证明，我们非但没有为下一场大瘟疫做好准备，而且还差得远呢。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将从动物宿主中“溢出”的疫病大瘟疫描述为黑天鹅事件，也就是说，就像9·11袭击一样，它很难预测，然而一旦发生，就会给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黑天鹅理论发明者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说，我们不用去预测黑天鹅事件，这是徒劳的。我们要做的是为消极的黑天鹅事件做好准备。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遏制野生肉引发的疫病爆发呢？

首先，我们大家可以减少野生肉消费，从而减少溢出事件。

其次，还可以制定“溢出”应急预案，防止其发展成疫情大爆发。

但在动手遏制猎杀野生动物获取野生肉的行为之前，我们先要厘清一个问题——人为何需要吃野生肉？

正如记者叶博卡·伊伯（Yepoka Yeebo）所说，去加纳最大的野味市场兜一圈，你才能开始有所体悟：这是一种传统，在没有足够营养来源的地方，它被作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而且有大把的人将其吹捧得美味无比。

由于人们对这种禁果的渴望，每年全球的非法野味贸易额高达数十亿美元。

在非洲农村地区，人们靠野生肉来果腹。蔗鼠、麂羚等野味通常比鸡、羊等禽畜肉都要便宜。所以在西非和中非许多地区，人们一直没有从食用野味改为食用禽畜肉。

“饲养家禽家畜很难，”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米歇尔·维兰德（Michelle Wieland）说，“那里没有牧场，又多的是（吸血为生的）采采蝇。”

“在中非小镇上，一个母亲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手里就那么点钱，是买半斤鸡肉呢，还是买两斤野生肉，”她说。“人们喜欢吃鱼和野生动物，因为这些东西近乎免费。”2008年的一份报告估计，非洲吃掉的野生动物近100万吨，使许多物种濒临灭绝。

除了便于获取、价格便宜之外，人们选择野生肉还有更为微妙的原因。

“从小吃惯了的东西，长大了还是会想吃，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格林格拉斯说。一些人出生在农村地区，后来迁移到非洲城市乃至西方国家，但对儿时的滋味恋恋不舍，她认为，很大一部分需求都来自这个群体。

因而在非洲城市和世界其他地区，野生肉通常被视为珍馐美馔，价格要高于禽畜肉。

从绝对数字来看，在非洲农村以外，食用野生肉的人只在少数，但高昂的价格使专业捕猎者的队伍不断壮大。

在伦敦，一只蔗鼠可以卖到40美元以上。在法国，一只猴子可卖出130美元的价格。而非洲当地的价格可能还不到西方市场的十分之一。

“对商业捕猎者来说，其中大有赚头，”格林格拉斯说，有的一个月进账上千美元，是西非或中非国家人均月收入的好几倍。

国际野生肉交易问题重重，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清楚问题有多大。

综观整个欧洲，最近一次估计还是在2010年。当时，一项研究对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收缴情况作了统计。

在相关行动中，伦敦动物学会的罗克利夫马尔克斯·罗克利夫（Marcus Rowcliffe）和同事们没收了约200公斤的野生肉。经过统计学分析，他们估计，每周约有5吨野生肉进入欧洲。

“从进口和贸易的数量和性质可知，欧洲有一个非洲野生肉的奢侈品市场。这里头存在一个有组织的贸易网络，而不只供个人消费，”罗克利夫和同事们在研究中写道。

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比利时机场的一次行动收缴了数量相当的野生肉，可见，野生肉国际贸易依然猖獗。但之后再没有新的数据可用。

罗克利夫说，他试图更新2010年的分析，但政府要么没有数据，要么有数据但不愿分享。

既然没有数据，政府也不愿配合，我们就很难知道非法野生肉的走私规模。

但要想削减野生肉走私，进而降低病原体“溢出”风险，一个或许可行的方法就是建立一条可持续的、合法的途径，来供应这些“野生”物种。

在伦敦的汉堡实验学会（Experimental Burger Society），你可以尝到这些异域风味的肉类，却不用承担相应的风险，供应商Freedown Food表示，他们符合英国和欧洲的所有规定。其野味清单里有纳米比亚的鳄鱼，西班牙的鸵鸟，加拿大的清真野牛，以及南非的斑马和羚羊。

就连一些著名的野生肉产地都在探寻这一出路。

比如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人们正在养殖蔗鼠，以供应城市居民。其他常见的野生肉来源，如麂羚、豪猪和松鼠等，也可以人工养殖，这样一来，人们对濒危野生物种（如猿、猴、象、穿山甲、大型猫科动物等）的需求也许会降下来。

城市居民也乐得多花点钱买个放心——知道盘中之物生前无病无灾，吃起来也更安心一点。

但事实上，即便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便我们找到更可持续的供应方式，来满足人们对“野味”的需求，野生肉贸易也不可能完全停止。

西非和中非农村的野生肉消费就无从监管。而且，跟毒品交易一样，总有人愿意为特定产品掏腰包，卖家也会千方百计地走私。

此外，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也无力在流行病防治方面投入太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投入。而且，由于传染病不分国界，各国更需要联手行动，制定溢出事件应急预案，防止它发展成疫病大瘟疫。因此，全球意识不可或缺，而最显而易见的领导者便是世卫组织。

遗憾的是，世卫组织也不完美。针对2014年它对埃博拉疫情的响应，有独立机构作了一项分析，指出三大问题：缺乏准备、低估风险、缺少资金。

如果从一开始，针对埃博拉或寨卡病毒的疫苗就已齐备，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可惜疫苗开发并非世卫组织的工作。

不过好在，慢慢的变多的组织机构踊跃投入，试图填补这一重大缺口。

其中之一便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该机构在上世纪40年代为抗击疟疾而成立，如今，它的关键目标之一就是理解新出现的传染病。

支持其工作的是非营利机构Global Viral，自2003年以来，该机构一直收集非洲各地野生肉猎人的血样，目的是检测新型病毒，开发预防机制，以防患于未然。

在2016年8月，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启动工作。它希望按照世卫组织名单中的优先级，为所有新出现的传染病研发候选疫苗。其前提假设很简单：面对下一场疫病大瘟疫，疫苗是一份最好的保险。

我们与野生动物共存了数千年，但到最近才开始理解那些将人与野生动物联系起来的东西——那些看不见的微生物。

虽然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和谐共存，但只要再来一次“溢出”，世界就会因此改变。我们也许预测不了下一次何时到来、会是什么。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要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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