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创始人孔子弟子很多贤人辈出,但在孔子身边,与他联系最亲近的却是子贡和子路两个弟子。
子贡是卫国来的留学生,聪明机敏能说会道,且拿手经商,是个超卓的交际家和大富豪,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子贡好比是马云。因而,子贡深得孔子的喜欢,有大事难事都交给子贡去办。
子路是鲁国的“贱人”,身世清贫。年轻时学做“古惑仔”,戴着公鸡毛装修的帽子,佩着猪皮装修的剑,在鲁国的大街上大模大样 “炸街”。他从前与身高马大的孔子相遇,还把孔子打了一顿,后来信服于孔子的品德学识,拜在孔子门下,成为孔子的弟子、警卫、司机和“不同政见者”,常常事不过脑大发雷霆,批判孔子,惹得孔子很气愤。
所以,批判子路就成了孔子除周游列国之外最主要的工作,一三五小骂,二四六大骂,周日不休加班骂。
孔子的中心思维是“仁者爱人”,在仁慈思维的逻辑下,他又提出了“善良礼智”的品德品德准则,发起人们过一种有爱的有序的品德日子。在孔子的教育下,孔门弟子大多文质彬彬有正人气质,且充溢爱心,常常做功德协助他人。孔子大多给予鼓舞。
但有一件事改变了人们对孔子的观点。
为富也仁的子贡去齐国就事时,遇到了一些贫穷无依流浪为奴隶的鲁国人。子贡乐善好施,自己花钱替他们赎身带回祖国。按鲁国的规则,替在外为奴的鲁国人赎身的人,能够去国库领一笔赏金。但子贡对赏金毫不在乎,做了功德,还给政府省下一大笔钱。
鲁国人以为子贡是大慈悲家,媒体连篇累牍地宣扬,子贡成了鲁国最心爱的人。
但孔子很不快乐,他把子贡叫过来,狠狠地骂了一顿。
孔子说,做功德不拿奖励,在私家品德上值得鼓舞,但也给世人树立了一个“坏典范”,他人也想换回奴隶,但又羞于去领赏,你子贡有钱能够不在乎,但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这样就逐步没有人再去做换回奴隶的工作了。
子贡的品德在无形中拉高了品德门槛,让人做功德时堕入一种深深的品德焦虑之中,想做功德却变得故步自封。
因而,子贡做了一件功德,客观上却带来了晦气的结果,因而,子贡的善,客观上却是一种恶。
大大咧咧的子路,遇见一个农民落水,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农民救上岸来。农民无以为报,爽性送给他一头牛,子路也未推托,牵着牛高快乐兴地走了。
鲁国人以为子路真不是东西,他救人实践上的意思便是牵走人家的牛,媒体连篇累牍地评论批判,都说子路太名利太贪婪。
孔子却很高兴,而且期望媒体持续加大传达力度,将子路救人得了一头牛的工作布告全国,让他人知道,但凡拔刀相助舍生忘死救人的人,都能够得到一笔重酬。
子贡做慈悲不拿一分钱,却被孔子批判;子路救人牵走了牛,被孔子表彰。
孔子莫非吃错了药?很多人不了解孔子,由于这与他“仁者爱人”的思维自相矛盾。但孔子无所谓,由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愁”。
了解一个哲学家的境地,要求咱们站在更高的视角。
儒家思维不仅是品德层面的品德哲学,仅仅发起爱与品德,孔子更期望树立一个温暖有序仁慈的“大同世界”。他需求站在国家方针拟定者的态度上来看问题,而拟定国家方针的落脚点是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子贡做功德不收酬劳,仅仅对子贡的私德有利,却在客观上拉升了品德门槛,让他人想做功德而没有才能去做,这损害了广阔奴隶的利益。
而子路救人收取报答,这好像有损于子路的私德,但在客观上却有助于全社会养成乐善好施的习尚,于全国人有利。因而,子路所谓的“恶”,其实也是一种善。
深谙人道之道的孔子,触及了人道傍边深层次的问题——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利则行,无利则舍。因而拟定方针一定要遵从于绝大多数人有利的准则。
孔子的做法也表现了儒家哲学中的“不偏不倚”和“过为己甚”的人生方法论——违反人道和过头的工作,一定是晦气于社会调和开展的。
一种思维能否为人承受,取决所以否靠近实践,是否理性。拿孔子的“仁者爱人”与墨子的“兼爱”思维来说,孔子的“仁者爱人”是先易后难,从血缘联系动身,从咱们的亲人、朋友爱起,有余力则爱全国人。这样人人都乐意、有才能去爱,然后完成全国大爱,较低的品德门槛让大部分人乐意恪守品德。
而墨子的“兼爱”思维,则要求人们不计个人私益,无偿无怨无悔地去爱全国每一个人。事实上,于大部分人而言,这仅仅一种夸姣的希望,由于他们没有才能,没有条件去爱全国所有人。所以墨家的兼爱抱负事实上是抬高了品德门槛,让人们在品德面前无路可走。
于人而言,让品德可学可行有报答,才是“仁者爱人”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