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79岁校正奶奶的青丝与黑夜老派文字工作者寻求零过失

原标题：新华社79岁校正奶奶的青丝与黑夜：“老派文字作业者”寻求零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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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咱们老一辈新华人的长处，我是向老长辈们学习。”

作者 | 刘婧宇

陈素芬，79岁的新华社退休新闻作业者，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三次驻蒙古国，承当报导使命，感触“交际风云”。退休后，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奶奶级”的“编外校正”，同年青人一同月出而作、月落而息，为稿件“零过失”而尽力。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温暖。

在北京宣武门邻近的一间小屋阳台上，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花盆。盆中绿植生气勃勃，不见一片枯叶，地上也没有一点水渍，整齐中透着主人的精心。

现已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向为一家中心时政大报做文字校正。每天按报纸修正排版时刻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修正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导，都聚集到这儿挑选、修正和排版。不论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爱引人留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白日在家里，她独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洒水上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留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修正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正”一向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正员到岗上班的时分，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按时坐在校正室。

在陈素芬的国际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作业中她很少闲谈，只和修正交流稿件中的问题，剩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修正的作业特色，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许多精力充沛的年青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乏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提问，“校正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咱们一同熬，她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年青的修正们才忽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正”，如同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必定有什么强壮的动力支撑着，否则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咱们越想越猎奇。

12月27日深夜，陈素芬在夜班校正室校正稿件。记者刘婧宇摄

01

乌兰巴托的夜

1941年1月，陈素芬出世在青岛，父亲是工人，母亲靠做手艺补助家用。幼年回想中，家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小时分仅有一次吃到苹果，仍是患病发高烧时。

“薄命的孩子”，她这样描述自己。每逢街坊给小素芬一点好吃的，她都会高兴地带回家，绝不会吃独食。

解放后，因工人家庭的杰出身世，陈素芬有了上中专的时机。

1960年，从护理学校结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每月能挣30多元，薪酬除了吃饭，悉数补助家用。除此之外，还在疗养院后山上拓荒一小块空位，种萝卜晒成干，也寄回家里。那一年，她19岁。

1961年，一纸调令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道——组织上通过层层挑选，决议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理。

“政治上有必要肯定牢靠！”半个多世纪后，陈素芬回想此事，仍非常骄傲于这份信赖。

所以，她没有多想，就和几个相同懵懵懂懂的小姐妹一同，登上了北上乌兰巴托的列车。通过两天的波动，总算踏上了这个生疏的国度。

当年，我国对蒙古国有许多帮助项目，中蒙友谊医院是专为我国援蒙工人建立的。陈素芬被分配到急诊室作业，常常值勤到大深夜时，有受伤工人被送来救治。偶然，还会有几个醉汉闯进来。

由于刚来时就被提示“单独外出很风险”，陈素芬她们简直不出医院大门。中蒙友谊医院外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路，直通我国驻蒙大使馆。身处异国他乡，小伙伴们在这两个当地，才干有“家”的安全感。

其时使馆人手紧缺，每逢举办活动，就向一墙之隔的医院“借人”。陈素芬她们四肢利索，常常被派过来帮助。在这儿，她遇到了乌兰巴托分社的翻译巴塔尔仓，他通晓蒙语、汉语，年纪轻轻就现已是党员。

其时的国际环境，巴塔尔仓也是“政治上有必要肯定牢靠”，才会被派来作业。

年青阳光的陈素芬不光人很热心，仍是交谊舞高手；大个子巴塔尔仓身高一米八三，平常话很少，用介绍人的话描述，是一个“很厚道的小伙”，在护理长的促成下，俩人逐渐走到了一同。

回国前，他们在大使馆举办了婚礼。其时的驻蒙大使成了证婚人。在使馆的大礼堂里，桌上摆几盘糖块，虽没有爸爸妈妈的参与，这对新人也收成了满满的祝愿。

陈素芬至今仍记住，她扯了一块布，自己手缝了一件紫红色小棉袄，还托人从国内买了一双半高跟皮鞋；巴塔尔仓是交际人员，有几套像样的作业服，就这样凑齐了新郎新娘装。

陈素芬（右四）在中蒙友谊医院。记者刘婧宇翻拍

02

“桶装”稿子长蛇阵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生活环境好了一些，吃苦耐劳的习气还一向保持着。她记住其时单位食堂，一份红烧带鱼两毛钱。单位发的饭费是满足的，她却一向舍不得点这贵重的菜。

开端，她被分配到校正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过失的岗位。由于技术落后，其时通讯社的新闻修正发稿流程，现在年青人底子无法幻想：发稿需求细长的纸条，有的写着字，有的打着孔，咱们分工协作。

陈素芬每天的作业，从模写开端：把稿子抄在一指宽的长纸条上。为了便利，每人都有一个带斜度的小木板，中心有一道用金属贴片镶嵌的一指宽凹槽，纸条就嵌在槽内，写一截，向上拉一截。

往往一篇稿子，要分好几页。每页都标上号，每个号对应一个人，咱们写完手头的，都会自动去拿下一页。等稿件书写完，全部的纸条就按编号次序，首尾相连地粘在一同。然后放在一个铁皮桶里，交给下一个程序。

60年代，常常会有超长篇幅的重要稿件要播发。不论多晚，只需有稿件要处理，陈素芬和搭档们相同，都能打起十二分的精力。

在发稿组办公室的地上，总是放好多个铁皮桶，里边细长的“稿子”连在一同，摆着长蛇阵，成为办公室一“景”。

这仅仅开端的程序，接下来，会有人对照原稿逐字逐句校正，不能有任何过失。校正员每人脚边一个铁皮桶，一边看原稿，一边扯着细长的纸条。

形似的汉字许多，多一点、少一划意思截然不同。每逢发现有过失的当地，校正员就把错的字撕掉，粘上正确的字。

刚开端，陈素芬也犯错，每次被叫去改错字，都觉得很窘，心中沮丧“怎样又错了”。

下次，她就会分外详尽，争夺不被老同志“点名”。渐渐地业务水平逐渐的进步，过错由少到无，她也能够去校他人书写的稿件了。

通过几轮校正承认无误后，这纸条才按中心和省级，分发到两台机器，把最初塞进去，机器“哗啦啦”一转，这条稿件才算传送完结。

从不信任他人，到不信任自己，校正作业需求的正是这样一种较真精力。

她说：“咱们就像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拧到哪个当地，就干好哪份作业，哪怕没有值勤，也是随叫随到。”

当年为了更好的进步发稿功率，长辈们也折腾出一些土方法。比方将报刊楼的旮旯上下打通，做一个“大炮筒”，每天10层的报房就将稿件分装好，扔进这个筒。每层都有值勤人员，每逢听见“咚”的一声，就知道来稿了。

楼层之间，为了完成“稿件多跑路，人员少动腿”，也在地板上凿一个洞，上基层之间安装好传送带，将需求处理的稿件标记好，夹在传送带上，一拉就去了楼下。楼下的修正看到稿件，立刻对修正部分做出回应，再把稿子夹好传上来。

现在，新华社报刊楼仍是曩昔的报刊楼，地板上的稿件通道，早就被填掉了。人们在电脑前鼠标一点，稿子就能与国际相连，融入新华社遍及全球的新闻信息采编网络。

或许在这楼里，陈素芬最能深入体会到，这几十年间，科技进步带来的快捷。

陈素芬和老公参与那达慕大会。受访者供图

03

刻在回想深处的电码

陈素芬家电视柜上，摆着她和老公巴塔尔仓在大草原上的合影。

草原优势很大，她的头发略显杂乱，远没有那几张穿戴旗袍参与宴会的相片精美。1979年，她和巴塔尔仓第2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守。

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老公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当起全部全部庶务。

陈素芬在乌兰巴托分社发稿。记者刘婧宇翻拍

“这是组织上交待的使命，做便是了。”辛不辛苦、适不适应，这些事儿，如同从来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

仅有一点，便是蒙古国蔬菜很少，好在每周都有从北京到乌兰巴托的列车，“列车员都心肠特别好，知道咱们在这边不容易，就常常帮着从北京买点蔬菜过来，大白菜、萝卜之类的，带一次够吃几天的。”几十年后，关于远在异国他乡时，同胞之间的点滴合作，她仍然心胸感谢。

陈素芬有本收藏到现在的小册子，只需巴掌大，绿色封面，定价0.25元。记者随意翻开一页，都是很密的小方格，一个方格一个字，对应着4位的编码和三个大写字母，再没有剩余的信息，还有不少“掯”“徛”等冷僻字。

这是1974年，其时的邮电部编写出书的《规范电码本》，陈素芬不知道翻烂了多少本，这是她保存至今的最终一本。

其时驻外分社从总社来的稿件都是一串串数字，要发回国内稿件也要逐字译为电码，并在纸条大将对应的码打孔。相同，也是一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作业。

记者认为译电码的作业，就像是谍战电影里常常有的镜头：报务员一手翻电码本，一手写查出来的字，显得特别严重。

陈素芬笑着一口否定：“那怎样来得及？电码都得背下来，一看码就知道是什么字，只需偶然不太确认才去查。”为了能够更好的确保发稿功率，她这样要求自己。

“0022 0948 0364 3934 7825”，不做译电码作业几十年了，这一串数字她仍然信口开河，这是“我国共产党”五个字对应的电码。

小小的电码本尽管只需80页，看起来肯定没逻辑，不能靠了解去回想，背起来适当单调。记者很诧异地问：“这怎样背得下来？”她笑着说：“或许其时年青吧，回想力还能够，就这么死记硬背了。”

电码本内页。记者刘婧宇摄

这种一丝不苟的仔细，渗透到陈素芬做的每一件事中。记住有段时刻，驻蒙大使馆缺一个出纳，叫她去帮助管账。有一次，对账时差了几块钱，怎样也对不上，她饭都顾不上吃，就辗转反侧折腾了快一天，才在一个笔记本里找到这几块钱。

就连这样一个帮助的分外事，她都不答应犯错。陈素芬说，感觉自己“死心眼”。

远在北京的儿子，却得不到这么多注重。单位的电话不能用来传私事儿，孩子的姥姥姥爷又不识字，陈素芬只能将嘱托录成磁带，托付回国的搭档带回去，再隔几个月，收到另一盘“回信”。

陈素芬（右）同蒙古国领导人攀谈。记者刘婧宇翻拍

04

一次痛心的“失误”

陈素芬与修正打交道，一般都是有事说事，很少谈及自己的心境。跟记者谈到老公巴塔尔仓，她用了简略两个字：悲伤。

“刚退休没几天，老巴就走了。”陈素芬习气叫老公“老巴”，她倚在单人沙发上，喃喃地说。

当年护理长介绍二人知道时，老巴的党员身份，给这个不善言辞的小伙子，增添了一层光环。由于通晓蒙语和汉语，中蒙边界谈判时，老巴也是作业组成员。之后，交际部和新华社抢着要他。婚后，陈素芬跟着老巴国内国外来回跑，风里来雨里去都不在话下。

蒙古人喜爱靠酒交朋友，有必要喝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才行。老巴是蒙古族员，在蒙古国采访处处都得喝酒，这是他作业的一部分。

他们第三次派驻蒙古国，老巴外出采访几天，回来说胃不舒服。陈素芬认为是喝酒喝多了——这次近30年前的“失误”，她到现在仍耿耿于怀。

这个小小的警报，并没有引起满足的注重，简略熬点粥缓了曩昔。就这样没有查看、没有医治，在蒙古国待了四年。

1996年，完毕驻外回国两年后，老巴忽然吐血，这才去医院查看，确诊为肝硬化，现已有了腹水。忧虑自己一歇息就完全成了病号，老巴一向没有停止作业。

1998年，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忽然吐血。

陈素芬来不及向单位请假，赶忙扶老公去医院。他们十分困难才拦到一辆乐意搭载患者的出租车。她手里还不忘拿个塑料袋，忧虑吐出来的血把人家的车弄脏。等到了医院，接血的塑料袋都快满了。

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医院要做肝病研讨，期望家族赞同解剖老巴的遗体。在我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样的要求很难被承受。

陈素芬期望老巴的病例能引人警醒，防止有人犯和自己相同的错。在和儿子商议后，她郑重地在赞同书上签了字，并写下这句话：“这是巴塔尔仓最终为肝病研讨做出的奉献，期望能谋福后人。”

整整一天，陈素芬没有掉一滴眼泪，老公倒下了，她得替老公撑起来。直到在太平间，手里抱着他的衣服，见到被医师送回来的老巴，她总算不由得号啕大哭。

老巴走后，面临世人的忧虑，陈素芬不肯过火悲悲切切，说“不可也得行”。

一同共同生活过的屋子，现已装饰好的三居室外加一居室的大平层，她没有多考虑就换给了搭档，自己住一间装饰简略的小房子。她说，那位搭档比她更需求大的住宅，自己一个人小一点就够了。

她一边上着班，一边调整着心境，撕心裂肺的痛渐渐散失，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你走了那么多年，你还在我的身边；那一天你浅笑的脸，现在闭上眼，我还能看见”。《乌兰巴托的夜》，陈素芬时不时低声哼唱。

老巴，是她这辈子对的那个人。这个小“失误”成了她心灵上不能触碰的创伤。

05

“隐形人”寻求“零过失”

由于截稿时刻不确认，报纸夜班修正要熬的夜，如同没有止境。到后深夜，人会抵挡不住疲倦，头晕脑胀、两眼发花，还得瞅着鳞次栉比的蝇头小字，确保不犯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立，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深夜等候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青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方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需稿子一到手，就开端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公分的当地，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主张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能够做点什么。”

现在，她是国社退休返聘人员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报社年青修正记者都敬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咱们最多的点评，“有她在，定心。”

关于校正作业，有人戏称，这个岗位是“隐形”的，作业也是“隐形”的——做了许多他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形而上学”，如同不论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过错。所以现在的出书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作业质量不能由于年纪而有一点点扣头。她觉得，校正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稿子在陈素芬手里，向来是用点校法，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她看过的稿子草样，都画满了红道道。

她校正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证，“呼号爬行，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错将“扳”写为“板”。古文本就拗口，并且二字不同甚小，修正和记者都没有留意到。

陈素芬看到这句，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她凭语感认识到有问题，通过核对，果然是部首错了。这类过错，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留意，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不能有问题。

不仅是这类冷僻的错，许多时分，校正需求做的，是和大脑的浅层认识较劲。

比方，“研表究明，汉字的序顺并不定一能影阅响读”，当你看完这句话，都不一定能发现这儿的字满是乱的。由于人眼都是成区域地环视，大脑会重新组织摆放，假如速度够快，甚至能“目下十行”，只需上下文信息足够，都不影响阅览。

所以有些人看稿子，能速度很快“顺”一遍，然后就得出个“没啥大问题”的定论。

几年前，一个部分发稿，错将一位习以为常的外国领导人，姓名其间两个字的次序颠倒了，许多人审许多遍都没有看出来，只需陈素芬发现了这个过错，靠的便是她逐字点校。

每逢遇到战争性报导，咱们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向阳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陈素芬也和年青人相同，何时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何时完毕，只需没有签，就一向处于待命状况。

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咱们老一辈新华人的长处，我是向老长辈们学习。”

当年19岁开端的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过错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求故意地提高赞许，她仅仅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问：“这样的夜班预备上到何时”，她答复：“只需单位需求，我能干得动，就一向干下去。”

夜班完毕，冬夜的寒风中，她包裹着厚重的外套，显得身影越发消瘦，缓缓前行的脚步，似乎踩着那首《乌兰巴托的夜》的旋律：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

歌唱的人，不会掉眼泪；

……

☀本文选自新华每日电讯（xhmrdxwx），作者：刘婧宇。灼见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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