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李迪 红芙蓉图 东京国立博物保藏
“国宝”既是一个松懈的概念,也能成为一个评判规范。自1950年公布《文明财保护法》以来,日本的文物分类中,最高的两级分别是“国宝”和“重要文明财”。2005年以来,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模仿这个规范,开端用“国宝”和“重要古物”来命名最高等级的两类文物。这大约适当于大陆文物分类中的“一级品”和“二级品”,而“国宝”二字看起来要比冷冰冰的“一级品”愈加简略了解。
其实,“国”和“宝”,都是不简略界定的概念。比方,日本的“国宝”,就包括我国宋元年代的书画,这儿的“国”,当然是日本,是指这些撒播自我国的文物在刻画日本的艺术、前史与文明中所起的及其重要的效果。但这些文物在回到我国展览时,相同被视为“国宝”,这儿的“国”,显然是我国了。关于什么是“宝”,不合显然会更大。比方一件“传家宝”,比方一件宗族状元的试卷,到另一个宗族里,恐怕就赶不上一件寻常的古董。所以,评论“国宝”,关键是评论它是怎么被刻画成国宝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上一年推出了一个古书画大展《国宝的构成》,尽管着眼点在介绍其文物分级制度,但潜在地却能够用这样的思路来思索。基本上全部的“国宝”,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里被终究建立的。咱们好像想不起有哪一件文物从它发作之日起一向都被整个国家所珍爱,而往往是在早已脱离原初语境的特别撒播中发作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并终究奠定了其典范性。
比方,在日本的国立博物馆体系中,被定级为“国宝”的我国绘画,有南宋李迪的《红白芙蓉图》、梁楷的《释迦出山图》、元代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以及南宋李氏画家的《潇湘卧游图》。前三件归于“古渡品”,是指在12世纪至16世纪(我国的南宋至明代、日本的镰仓至室町年代)就撒播到日本的我国绘画,在其时大多并不遭到我国本乡的注重。像李迪,作为南宋宫殿画家,在我国人编的画史里并没有多少记载。他的两张小画,却由于撒播到日本后与特别阶级的赏识方法发作互动而变得反常重要。这类舶来的著作,在日本称为“唐绘”,是高档奢侈品,常用于茶道的典礼,逐步与一种特别的审美观紧紧地联络在一起,这种审美观里渗透着日本释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许多的“国宝”流到日本后就从前是寺庙的藏品,在另一个宗教语境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效果。且不说梁楷的《释迦出山图》和禅僧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原本便是典型的释教和禅宗主题。《潇湘卧游图》这件“今渡品”(即20世纪前期撒播至日本的著作),即使连作者都不知晓,也由于在南宋年代便是禅僧的保藏,在禅僧和修禅士人圈子里撒播,被赋予了深入的禅宗意义,在流到日本后很简略就和对已成为经典的“古渡品”的兴趣相吻合。更闻名的比方是牧溪,这位活动在宋元之际杭州的禅僧画家,在元人的画史里被骂作“粗恶无古法,诚非雅玩”,却在撒播到日本后变成了推进“禅画”构成的经典。当夏文彦写出“止可施之僧坊,缺乏为文房清玩”的批判之时,可曾想到这些不入他高眼的著作今后会被奉为“国宝”,深入地刻画了另一种文明?
经典的形塑进程,也伴随着对其知道的不断改动。最早的时分,赏识李迪的《红白芙蓉图》,并不在于其体裁,而首要是精巧、写实的画法。这种写实性,不光使得此画被当作宋画特质的标志,也与日本花鸟绘画中的博物学特质发作互动。而日本学者最新的研讨,又从博物学的视点以为画中的芙蓉并非一般种类,而是“醉芙蓉”,会在一天之中从白色逐步变为深红。两件原本分隔的红芙蓉与白芙蓉,就这样被联络在一起。
另一个风趣的比方是传为南宋毛松的《猿图》。尽管不是“国宝”而是“重要文明财”,但在2013年10月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举行的隆重的我国古代绘画创作大展中,有人称誉它为“最好的宋代绘画之一”。关于此画没有一点我国的材料。日本的材料只知道它在16世纪后期由台甫武田信玄(1521—1573)捐赠给了京都的露台宗寺院曼殊院的觉恕法亲王(1521—1574)。尔后近四百年一向保存在这所闻名寺院里,直到1966年作为“重要文明财”收归国有。也便是说,这幅画到日本后首要生活在释教的语境中。当它多次在曼殊院的墙壁上悬挂展玩的时分,画中的动物好像也成为佛陀国际的一部分,在听闻佛法后垂头冥想。直到17世纪闻名的画家和皇室鉴赏家狩野探幽(1602—1674)看到这幅无名之作后,以为画的作者是南宋画师毛松,这幅身份不明的“可疑”著作总算成为了一幅创作。风趣的是,画中动物并不是长臂猿,而是某一种猴。关于日本观者而言,这个红脸的家伙是一只日本猕猴。听说第一次做出这个判别的是日本天皇裕仁。那时他仍是一位年青而喜爱研究动物学的皇太子。他在看到这幅画之后提出,画中的山公可能是日本猴。这个说法很快得到动物学家的支撑,他们找出了所画是日本猕猴的依据,如尾巴短,红脸,毛发长而疏松。假如画中的确是日本猕猴,那么这幅画究竟是我国画家之作,仍是日本画家之作?又或许是否是一位南宋的宫殿画家,在见过进贡的日本猕猴之后所画写生?又或许,画中猴不过便是一只我国的红面短尾猴,只不过在日本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南宋] 牧溪 观音猿鹤图 京都大德寺藏
跨过地域和跨过年代,都会发作新的语境。国宝的构成,虽有各自不同的故事,但都是跨过语境的成果。要说知名度最高的“国宝”,非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莫属。但在1950年杨仁恺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从头发现它之前,并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的都是别的一个姑苏片的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假如没有发现宋本的这件《清明上河图》,很难讲那数十上百本题为张择端或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哪一件能够成为“国宝”。而宋本《清明上河图》会在50年代后发作如此广泛的影响,进入中学教科书,成为无人不晓的国宝,和新我国初期的认识形态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宋本《清明上河图》在元明清年代都曾进入皇室的保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能够称为“国宝”了。但宫殿保藏其实是帝王的私产。比方杨仁恺在《国宝沉浮录》中讲的溥仪对国宝的盗卖,便是由于那时现已到了民国,紫禁城的全部名义上都归于国有。尽管这些书画古物还保藏在紫禁城,但国宝其实已从帝王私产变成了国家的瑰宝,从满意一个人(或一种人)的财宝变成了一般大众的瑰宝。所以,“国宝”还折射出公与私的问题。当然不是说国宝有必要是国有,即使是私家保藏,也能够被以为是国宝。日本的文物定级,有不少就归于私家全部,或是寺庙全部,既是寺宝,也是国宝。“公”的意义在这儿是指被化作了公共的常识。《清明上河图》之所以早在明代中后期就具有了特殊的知名度,便是由于关于它的各种常识在社会中广为传达。这奠定了它在20世纪成为国宝的潜在根底。比这幅画更有名的是《兰亭序》。或许这是我国艺术史中仅有一件从诞生后没多久起一向到现在都被简直全部人珍爱的著作。但是最为吊诡的是,王羲之的真迹从公元7世纪就消失了。被当成国宝的是它的摹本、拓本。在这上千年的流变中,起效果的是关于《兰亭序》的各种常识的流播,而非那一本听说深埋在唐太宗昭陵的《兰亭序》自身。咱们是否能够说,成为“国宝”的其实并不仅仅著作自身,而也是一种观念?
以印刷术为主的仿制技能,在公共常识的构成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效果。除了《清明上河图》和《兰亭序》,但凡摹本很多的著作,大都有适当的社会根底,比方《富春山居图》。在明代后期,木刻版画在关于古物的公共常识中已起着及其重要的效果,比方《顾氏画谱》。晚明能够说是常识爆破的一个年代。民国时期拍摄术和珂罗版等新的仿制技能的呈现,又带来另一个常识爆破的年代。大约从1919年开端,北京的照相馆“延光室”就对清内府旧藏的一些古画名作进行了拍摄仿制。相片的价格很高,仍然很热销。使用图画的印刷、仿制和出书,不光私家保藏见诸流转,公立博物馆的保藏为咱们所熟知,几年前、几十年前乃至几百年前就流入域外的古物也得以以图画的方法重回国内。1945年起,郑振铎就致力于编辑出书《域外所藏我国古画集》,开端有认识地蒐集收拾丢失国外的绘画,渐渐的开端包括了比较显着的民族国家的认识。其时,陈梦家相同在进行域外藏我国青铜器这样的巨大的收拾和出书作业。在六七十年代,台北故宫还编有《海外遗珍》,1997年,林树中还编有《海外藏我国历代名画》。一向到前些年的《宋画全集》,最早出书的也是海外卷(首要是日本、美国)。出洋的古画,大部分从前不为人知,在以图画的方法回流的进程中,不断和旧有的常识和兴趣发作互动,刻画出了新的经典。比方《捣练图》。1882年11月23日,翁同龢在琉璃厂中看到此画,只简略记载:“得见宣和临张萱《捣练图》,金章宗题字,高江村物,张绅题。”1912年5月11日,代表波士顿美术馆来我国购买古物的日本人冈仓天心(1863—1913)在琉璃厂“尊古斋”古董铺再次发现了这幅画,随即以1350元的价格买下。尔后,这幅画在美国出书,并在30年代被《湖社月刊》等国内的书本杂志翻拍,名画从此诞生。
电视节目“国家瑰宝”,推进了人们关于国宝的幻想。“瑰宝”的“藏”,和“揭露”的“公”是相得益彰的,没有露,就不知从前是藏。关于国宝的常识的公共化,不单单是经过考古开掘翻开墓葬和地宫,这是物质性的发现,还有文明价值的发现。这既包括严厉的学术研讨,也包括在各种不同语境下所作的文明解读,这儿面就包括所谓的传奇性。比方《八十七神仙卷》与徐悲鸿的合浦还珠的故事。再比方与徐悲鸿有关的另一幅画《溪岸图》,激起了高居翰和方闻的大论争。最近一件藏与露的故事,是苏轼《木石图》的重出江湖。躲藏了八十余年之后,咱们才知道它本来便是日本保藏家阿部房次郎的旧藏,他的我国古画保藏后来都捐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其中有4件被定为“重要文明财”。唯一这件《木石图》被无声无息地深藏起来,只以黑白相片的方法呈现在美术史中。能够想见,一番学术争论又将出现,或许会以新的方法再一次推进关于艺术史的认知和了解。国宝之所以是国宝,或许就在于此。它不断被咱们刻画,也不断刻画了咱们。
黄小峰 中心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载《美术调查》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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