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周易哲学思想的翻译研究以大易翻译学为例

此文宣布于《上海翻译》2018年第6期

转自：国际汉学研讨与数据库建造

一、导言

《周易》（《易经》）是一部旷世奇书，它以独具匠心的体现形式和博学多才的思维内容，将生动的形象与深化的道理结合，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构成了模糊窈冥的标志哲学，闪现出人类才智的绚烂光芒（陈东成，2016）。《周易》“包含万有，纲纪群伦。挥之弥广，卷之在握；用舍行藏，照顾安闲。是机神的妙旨、人事的仪则。符号数理的意象，表之于外；内圣外王的大路，蕴之于内。是圣人钩深致远、极深研精、崇德广业、开物成务的一门学识，探赜索隐、创业建功、近取远则、观象制器的深邃道理。是故学之而弥深，用之而弥精，尽古今，盖全国，没有比《易经》更深邃、更美、更奇特了！”（徐芹庭，2009：自序1）《周易》在我国文明和国际文明中均享有崇高位置,它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才智中之才智”（南怀瑾，2008：5）。“知《易》明道，悟《易》启智，用《易》获益。”（陈东成，2015）咱们研讨翻译，无妨开掘和学习《周易》的才智，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

二、援易入译

《易》准六合，弥纶大路，规模万化而无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四库全书总目概要》断语：“易道宽广，包罗万象，旁及地舆、地舆、乐律、兵书、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傅惠生、张善文，2008：42）在翻译研讨史上，“援易以为说”可追溯到我国论说翻译的榜首文——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该文说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书不尽言。’明圣人意，深邃无及。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支谦，2009：22）其间“书不尽言，书不尽言”出自《周易·系辞上传》：“子曰：‘书不尽言，书不尽言。’然则圣人之意，其不行见乎？”（黄寿祺、张善文，2007：396）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七）载有晋宋义僧竺道生“顿悟言外”，视“忘筌取鱼”为译经大法时说的一段话：“夫象以尽意，满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罕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慧皎，1992：256）这段话源自魏王弼《周易略例·明象》中如下的一番谈论：“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满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2011：414）而这番谈论是王弼对《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358-359）的发挥。清严复《译例言》“援易以为说”甚为显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罢了。’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榜样。”（严复，2009：202）“修辞立诚”引自《周易·文言传》：“子曰：‘正人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入现今世，翻译研讨受《周易》浸染越来越深。例如，许渊冲《译学与》（1992）、郑海凌《翻译规范新说：调和说》（1999）、钱纪芳《和合翻译思维初探》（2010）、孙迎春、周朝伟《易学视角——翻译的实质与译者的池鱼之殃》（2011）、吴志杰《我国传统译论研讨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2011）、魏建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国传统译学之易学影响发微》（2015）等，皆援易入译，运用《周易》的才智阐释有关翻译问题。但惋惜的是，这些译论在整个翻译研讨中仅仅百里挑一，只能算零星散论，有的还只能说是旁论，不只数量十分有限并且缺少系统性。相关于辉煌绚烂的《周易》文明，翻译研讨中映现的《周易》身影何其少！因而，在当今宏扬我国传统文明的大潮中，加强援易入译的研讨作业极为必要且意义严重。为顺应时代要求，笔者致力于易学与译学研讨，企图将两者交融，撰写了专著《大易翻译学》（我国社会科学出书社2016年版）。此书并非简略零星地援易入译，而是较深化系统地以易治译，力求以易弘译。

三、以易治译

国际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明是一个系统，大易翻译学也是一个系统，他们别离完成自己的太极建构。就大易翻译学而言，它不是一个简略的元素，而是一个成分多样的杂乱的太极建构，其研讨规模不囿于一隅，研讨内容不拘于一端。总的说来，《大易翻译学》以《周易》文本和文明、翻译理论和实践为首要研讨目标，将易学和译学融为一体，创建新的翻译研讨言语系统——大易翻译学。全书共十三章，触及的首要论题有：大易翻译学的哲学依据、翻译意义与实质、翻译规范与战略、翻译准则与办法、翻译审美（包含审美来源、审美体现、审美情绪、审美境地、审美抱负）、翻译道德（包含再现道德、服务道德、外交道德、存异道德、译者道德）、翻译风格（包含风格的可译性、翻译风格与译者特性的联系、译者风格与原文风格的一致）、翻译间隔（包含翻译间隔的成因、翻译间隔调整的准则与办法）、复译（包含复译原因与战略）、翻译批判（包含翻译批判规范、准则与办法）、翻译生态环境（包含翻译生态环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抱负情况）等。

本书依据其所触及的论题提出和证明了一系列观念，首要有：（1）生生之谓译，译有生生之德；（2）“太和”可定为翻译规范，其完成战略——阴化与阳化战略具有阴阳合德之美；（3）文无定诠，译无定法，变文之数无方；（4）翻译审美应掌握如下要害： 审美来源：生命即美； 审美体现：立象尽意； 审美情绪：贵时通变； 审美境地：精义入神； 审美抱负：止于太和；（5）译者应遵循“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进德修业”的翻译道德；（6）翻译风格是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结合，两者“致中和”的首要途径有： 资料挑选：各从其类； 原文了解：心悟神解； 译文表达：适中妥当；（7）翻译间隔在翻译的“言—象—意”与“意—象—言”多级生发的思维过程中必定发生，为使翻译间隔发生翻译之美，译者应恪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调整准则；（8）复译的原因可归结为： 文本的敞开性：文无定诠； 译者的主体性：言人人殊； 读者的差异性：人以群分； 言语的时代性：言随时变；复译可采纳如下战略： 纠错性复译：改错迁善； 改善性复译：渐臻至善； 建构性复译：见仁见智； 适应性复译：趋吉避凶；（9）翻译批判应以“中和”为规范，以“善、公、实、全”为准则，多层次、多视角、多途径进行；（10）翻译生态环境具有全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要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抱负情况为“保合太和”。

本书以《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念和学说（统称为“大易”）为理论支撑，从哲学的高度归纳研讨一系列翻译问题。它首要罗致易学和译学两个学科的养分，从跨学科的视点对研讨目标进行客观审视、剖析，对相关观念进行科学证明、推演。因而，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让大易（首要是《周易》）的哲学思维一直贯穿于翻译研讨中，以易治译，以易弘译，即以“翻译”为经，以“大易”为纬，经纬交错，将“体（道）”、“相”、“用”贯穿，致使“成务”，建成大易翻译学，图示如下：

本书首要学习《周易》的全体论办法，选用系统剖析的办法打开写作，即为到达既定意图，会集剖析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归纳研讨其各种因果联系。也就是说，微观上，掌握大易翻译学研讨中各要素的联系结构，从全体上进行系统考虑，归纳剖析；微观上，以相关的易理为理论支撑，以客观翻译现象和现有翻译理论为现实依据，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研讨详细的翻译问题。详细研讨办法上，依据需要择用类比法、比较法、考释法、例证法、图表法等。研讨办法的运用不拘于一格，以能发生最佳作用者优先。

全书内容组织合理，章节紧凑，联接天然，观念环环相扣，证明层层推进，行成一个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惯的调和系统。

四、以易弘译

援易入译、以易治译的终极意图在于以易弘译，而以易弘译的突出体现在于大易翻译学的立异。综观《大易翻译学》，其立异之处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一）学术概念立异

今世法国闻名口译研讨专家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说：“学术研讨立异可归为三类：实证方面的立异、概念方面的立异、办法论方面的立异。”（Gile, 2001：4）在概念立异方面，本书最为显着的是其要害概念“大易翻译学”：“大易翻译学（Yi-translatology），简称易译学（YT），是一种援易入译、以易治译、以易弘译的翻译研讨途径。换言之，大易翻译学是依照大易所提醒的道理来研讨翻译实质、翻译规范、翻译准则、翻译审美、翻译道德、翻译风格、翻译间隔、翻译批判、翻译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然后寻求翻译规则以辅导翻译实践的一种翻译研讨途径。”（陈东成，2016：1）书中提出和解说了一系列新概念，如：“太和”翻译规范、“阴化、阳化”翻译战略、“守经达权”翻译准则、“阴译、阳译”翻译办法、“利以合义”翻译道德、“中和”翻译批判规范、“善、公、实、全”翻译批判准则、“三多”翻译批判办法，等等。这些概念都以新的相貌出现在时下的翻译研讨中，不只为我国传统译学并且为国际译学灌注了新的血液。

（二）学术思维立异

学术思维立异是学术研讨者在向未知领域探究的过程中，充沛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立异才能，打破思维定势，创建新思维的活动。学术思维立异是整个学术立异的根底，天然是大易翻译学得以构建的渊源。本书立异的学术思维首要有：（1）《周易》弥纶六合之道，易理不只可用于政治、经济、军事、道德、医药、修建等，还可用于翻译研讨，且是其巨大的名贵资源，能辅导大易翻译学的构建。（2）“生命”领域为大易翻译学系统的中心。翻译研讨不该局限于一般的言语文明现象，而应原始返终，究其来源——生命。翻译的哲学是生命的哲学，“生”是翻译哲学的底子，翻译研讨，特别是其哲学考虑与审美观照应以“生”为中心打开。（3）译者发明性翻译活动是精力生命的运动和高扬，其究极归趋是止于至善。所以，译者之精力生命是由天然生命向心思、艺术、哲学甚至宗教步步上跻，层层超升，翻译研讨也应循此递进。

（三）学术观念立异

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2011：228）中以为，学者的作业分为两种：一种是“照着讲”，另一种是“接着讲”。前者的重点是要阐明曾经的人关于某一问题是怎么说的，后者的重点是要阐明自己对某一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曾经人怎么说为思维根底，但也总要有所不同。归纳来讲，“接着讲”不是逗留在对传统的一味承继上，而是要打破，要扬弃，要发明，要开展，要具有显着的时代性。本书不只照着《周易》“讲”，并且接着《周易》“讲”，学术观念有较大立异。例如：（1）从审美来源来看，提出了翻译审美的来源在于生命。生生之谓译，译有生生之美。其间“生生”含“创生、化生，相生、共生，生生不息”之义。（2）从体用联系来看，强化了“易为体，译为用，两相增益，一体俱化”的观念。易译相通。犹如《周易》的八卦互依互生，化生万物，翻译的“八易”相存相荡，演生万象。（3）从翻译规范来看，拓宽了“太和”的概念作为翻译规范。“太和”作为翻译规范，它具有全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动态性，其完成战略——阴化与阳化战略可用易理、太极图、十二音讯卦等得到科学证明，这比其他翻译规范更具哲学解说力和科学性。（4）从译文体现来看，依据人们“象思维”的特性，着重“立象尽意”，以言造象，以象传意。这将愈加充沛传达原文的意象、意境，最大或许地全面精确地再现原文的美学意蕴。（5）从翻译风格来看，提出了风格的可译性可用《周易》的仿照观来证明；翻译风格和译者特性的联系可学习八卦图来阐释；翻译风格之美在于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致中和”。（6）从翻译的生态环境来看，发现了易理合作八卦图和五行图可解说翻译生态环境存在和开展情况；译者孜孜寻求的是其太和情况。

（四）研讨办法立异

本书的研讨办法不落窠臼，超乎寻常：（1）不跟随用现代言语学、文艺学、文明学等理论来套翻译的潮流，而是另辟蹊径，援易入译，以易治译；（2）走出把我国译论置于西方译论规范中进行定位的做法，在《周易》文明的大布景下研讨与开展我国传统译论，打破作为点评规范的西方翻译理论“神话”，将我国译论面向前台，显示我国译论的优势；（3）依据跨学科研讨准则，归纳运用哲学、文学、美学、文明学、文艺学、心思学等对研讨目标进行微观解读和微观审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4）古今贯穿、中西结合、体用交融，使大易翻译学构成一个时空交汇、旁通统贯、调和敞开的系统。

五、结语

《周易》包含丰厚的哲学思维，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不行为典要，唯变所适”、“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乾道改变，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金玉良言，提醒国际人生牢不可破的真理，可逾越时空的阈限，放之四海而皆准。《周易》中如斯之金玉良言，令人读之愈勤，愈感其日新；思索玩味愈久，愈觉其包含宏深；研讨使用愈多，愈见其才智无量。因而，开掘并发明性地运用《周易》的才智于翻译研讨，毫无疑问既弘译道又弘易道，对宏扬我国传统文明大有裨益。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提莫志克（Maria Tymoczko）以为：“翻译研讨中，更灵敏、更深化地舆解翻译极为必要；非西方民族关于翻译这一最重要的人类活动的思维对构建更广泛、更耐久的翻译理论至为要害。”（Tymoczko，2006：2）《周易》涵具东方中华民族的巨大才智，从《周易》的视角审视和了解翻译无疑能使翻译研讨“更灵敏、更深化”，有助于树立“更广泛、更耐久的翻译理论”。《大易翻译学》以《周易》以及推演这部经典的观念和学说为理论支撑构建新的译学言语系统，供给了一个差异于西方翻译研讨的共同视角，有利于人们更深化地知道翻译现象，更好地从事翻译研讨和实践。一起，它也为《周易》这部体大思精的作品供给了较好的哲学思维注脚。展卷读之，读者可领会古圣先贤们的睿智精思，欢然于他们的才智之美，赞赏翻译研讨因之发生的新思维、新气象。

大易翻译学是个新生事物，正值处屯之时，开展路途绵长，但其开展前景宽广光亮,有望在翻译研讨的国际里开辟出一条光芒绚烂的康庄大路。诚望相关研讨后继有人，英才辈出，弘前人之才智，补笔者之缺乏，推进大易翻译学蓬勃开展。

注释：

《周易》包含《易经》和《易传》。《易经》含六十四卦卦符和经文；《易传》由《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七种十篇组成。有时人们用《易经》代指《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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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讨项目“大易翻译学：译学的大易视角研讨”（2013WYXM0104）。

[作者简介]陈东成，湖南临湘人，文学硕士、管理学硕士，深圳大学翻译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大易翻译学创始人，我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我国国学双语研讨会常务理事，《周易研讨》《翻译季刊》等多家期刊审稿专家。首要从事译学和易学研讨，出书专著《大易翻译学》《文明视界下的广告翻译研讨》等3部，在《周易研讨》《我国翻译》《翻译季刊》等期刊上宣布论文近50篇。专著《大易翻译学》获深圳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异成果奖二等奖并录入至《深圳社会科学年鉴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