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运营了二十年的养猪场现在变成废墟三明治

原标题：父亲经营了二十年的养猪场，如今变成废墟 | 三明治

编辑｜Lucy

本文来自三明治老学员莫舟的每日书，娓娓道来父亲养猪二十年来发生的大小事，包含迎接小猪的到来、弟弟的回归、爷爷的离开。最朴实的文字也最动人，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二十年的光阴故事。

1998-2018，父亲养猪的二十年。

猪价，是过去二十年里我和母亲通电话时必定要交流的话题，因为我的父亲母亲经营着一个养猪场。在猪肉价格疯涨的今天，我决定写写父亲养猪的故事。

1

2018年4月底，挖掘机开进父亲的养猪场。轰隆声中，一面又一面的水泥墙倒塌。不到半天的时间里，父亲经营了二十年的养猪场变成废墟。

拆除养猪场是当地项目“五水共治”的任务之一。在“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水”的口号号召下，全省在几年前就开始拆除沿河、靠近水库的养猪场。我的村庄靠着河，村里有一户只有几十只猪的场子早已被拆了。父亲的养猪场在好几批拆除运动中幸存下来，一来因为猪场距离河至少有一公里，建在自家的耕地上；二来猪场的猪有几百头，方圆几里之内算是不小的。此外，早在2009年左右，父亲就在养猪场建了沼气池处理猪粪，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是环保猪场。

不过到了2018年，拆除养猪场的运动已确定进入了“攻坚阶段”，全市集中消除养猪散户，“实现规模化养殖”——父亲的猪场远远没有达到。

父亲的猪场大约占了4亩地，建在距离村子大约1里之外的耕地上，其中不到一半是自家的耕地，连着的另一大半原先是小爷爷家的地，小爷爷看中了我们家的一片竹林，父亲拿竹林和小爷爷换了那片地。整一片连起来，大概是一个30米×80米的矩形。父亲分阶段在这块矩形上筑起了几片猪场和一栋平时暂住的房子。矩形的两面用围墙围着，另一面靠着一条约一米宽的石子路进入田野，第四边靠着一个很浅的小池塘。

小时候有一年暑假，父母在这块地里种西瓜。父亲在池塘边搭了一个小草铺子，作为看西瓜时休息用。有一天下午父亲带了我和弟弟去地里看西瓜，三人坐在草蒲的凉席上，父亲突然从草蒲的缝隙里漏了下去，掉到池塘里。我惊慌极了，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结果他裹着水和草从池塘里冒出来，脸上挂着笑容。父亲的那张面孔，我一直记得。

这个小池塘大概太小了，不属于村里的任何人，父亲在那里筑了养猪场后，池塘仿佛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母亲在池塘旁剩余的一小块地上种了青菜，猪场周围的空地上种了柑橘树，又拿了一个猪栏养鸭子，每天早上鸭子到池塘里游水，晚上排着队回窝。

父亲、母亲和弟弟，在我外出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的二十年里，在这个自成一体的养猪场劳作生活，经历了弟弟的叛逆和回归，爷爷的去世，弟弟的成家，和父亲母亲的老去。

2

第一片猪场建于1998年初。

1997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春天，43岁的父亲前半生的积累被清零。他在前一年试图和朋友南下做生意，生意没做成不说，还差点惹来牢狱之灾。母亲用尽了家里所有的储蓄、四处周旋，用她的话说“就差双膝落地了”才帮父亲脱身。

那一年，我的村庄经历了一次大洪水，整个村子进了及腰的水，所有的田地被淹。

那一年，我高考了，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父亲在学校发的家庭情况调查表上的家庭年收入一栏写上了“6500元”。那时我一年的学费是3000元，住宿费500元。

那一年，读完初中的弟弟决定不再上学。他在初二时迷上了电子游戏，又因寄居在亲戚家里，父母无从监督他。再说了，那时他正是十几岁的年龄，即使父母天天在身边，恐怕也只有打骂一种教育方法。按说他可以去上个技校之类的学校，但是他早已厌倦了上学，父亲也乐得少一点负担，他帮弟弟在他一个朋友的工厂里谋得一份体力活，一个月500元。那年秋天，弟弟骑着自行车，吹着口哨去上班。

那一年，站在人生岔路口的父亲得为接下来的日子找个出路。

就在我上大学前，父亲抓了六头小猪，养在房子侧面的小猪栏里。原先家里建于1985年的房子侧面多出来半间，像上一代的老房子，专门建了个猪栏。这样的猪栏通常只容纳得下一两只猪，农家养到年底杀了自己家过年用。

当我看到猪栏的小猪时，我以为父亲只是没事做，养几头猪补贴家用的，问母亲，她似乎也并不清楚父亲的意图，只听说邻村好几家都开始养猪了。父亲要做什么从来不会跟母亲商量，他做了决定，母亲跟着帮忙就对了。

等我放寒假回家时，父亲慢慢的开始筹划在家里一块质量不太好的耕地上建养猪场了。再问母亲，她只是叹气：“我又不晓得，都是你爸的决定呀。反正也没有别的出路。”

98年春节之后，父亲从本地的农村信用社里贷了两万块钱买了沙子和砖头，一个人一砖又一砖地在不到两亩的地里砌成第一片猪场，左右两排各十个猪栏，入口处留了一小片空地，供存放饲料和工具用。猪场旁边的角落里，另盖了一间放得下一张双人床、一张饭桌和一个小碗柜不到十平米的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成了父母后来十来年的住处。

图片来源于作者提供

父亲独自砌房砌猪栏时，母亲是他的粗工，帮他扛沙子、搅拌水泥、递砖块。父亲开始干活前从来不叫母亲一起，而是自己拿着工具就走，母亲看到后就跟着，两人一前一后走到工地上。母亲先自己的观察会儿，然后问父亲一句，父亲经常不回答，他的不回答就是默认了。遇到他不顺心时，他会没头没脑地来一句“不用你来管！”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母亲哭哭啼啼地伤心好几天，可是过几天，看到父亲拿着工具出门，她又跟上，给他做粗工。

母亲是个瘦小的女人，不到一米六的个子，体重从来没超过90斤。“我嫁给你爸爸就是来受罪的，”她常常这么跟我说。

3

第一片养猪场建成后，第一批小猪入栏，先是父亲一个人晚上睡在小屋里看场。

在农村，男人夜里在自家承包的池塘边或水果蔬菜收获季节时，在田头守夜是很常见的。总有游手好闲之人，趁夜深人静时捞一把。每天晚上，父亲吃好饭，便骑了自行车来到猪场。田间的夜一片漆黑，小猪也早早地呼噜呼噜入睡，剩下的，只有昆虫的鸣叫声，和几十米之外的机耕路上，偶尔驶过的一辆汽车。后来，为了方便早晚喂猪，母亲也干脆搬到猪场去睡。

父亲母亲的生活，在每天早上六点来钟的猪叫声中拉开序幕。他们两人很快形成了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母亲弓着腰在猪场入口自己打的水井边一勺一勺地将饲料分配到水桶里，放水拌好，父亲一次拎着两桶到各个猪栏口，倒到猪食槽里，再拎着空桶返回，拎下两桶。倒完猪食后，父亲便在猪栏前巡视，观察每头猪的进食活跃程度。父亲很快学会了观察猪的健康状况，学会了给猪打针吃药。

在父亲观察的同时，完成了拌饲料工作的母亲，穿上黑色的高筒胶鞋，跳进猪栏里去打扫猪栏，并用水冲洗干净，哗啦哗啦的冲扫声盖过了猪啪唧啪唧的进食声。等一切都安静下来时，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父母亲换下干活用的脏衣服，把自己收拾干净，开始给自己做点泡饭或面条当早饭。

父亲在笔记本上记好买入小猪的时间，每个阶段猪的食量，饲料的购买日期和存量。妥当之后，他骑了自行车出门，去找附近的养猪朋友，或去附近的集市喝杯茶。

那些年，养猪是农民们流行的生计，每个村子几乎都有几家。虽说是同性质的生意，但是彼此之间只有合作，几家一起拼车进料，互相帮忙扛大猪等等，并不存在互相压价的竞争。父亲交了几个养猪朋友，外出购买饲料或买入小猪都是商量好了一起去。

母亲忙完了后，提了一桶衣服去河边洗衣。每天九点多左右村子里会有卖豆腐的人骑着三轮车上门来卖嫩豆腐和臭豆腐，洗完衣服的母亲正好买几块臭豆腐，放在饭上蒸了给父亲下酒。她自己则吃点从地里摘的青菜。就这样青菜和蒸臭豆腐的组合他们俩可以吃上十来天，直到父亲开口说“换一换”。

父母养猪的前几年，所有的工作都靠双手完成，饲料搅拌机是好几年后才买的。根据父亲给出的配方，母亲独自一人将几十斤到一百斤重一包的饲料从饲料堆里扯下来，剪开倒出来，接着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拌，前后左右上下来回锹，拌匀后，再装回蛇皮袋里备用。

小个子的母亲是个坚毅的女人，刚嫁给父亲时，她没少被我奶奶嘲笑，因为她是一直读书读到高中、被她的父母宠爱的唯一的女儿。奶奶断定她什么都不会做，父亲娶了这样的女人“有的苦受了”。母亲说“要给自己争口气”，什么活都拼命干，不干完不歇，就连当年怀着我和弟弟时，依旧下地干活。到了我们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母亲还是那样，咬着牙也要把活一次性干完。

4

养猪的活，一旦开始了，就停不下来。猪场里有不同批次不同大小的猪。大猪养到100公斤以上，就会有买家上门询问。确定出栏的日期到了，父亲的养猪朋友们有时会上门来帮忙，轮到他们家的猪出栏时，父亲也会去帮忙。

一批猪出栏后，没过几天，父亲就出门抓了小猪来续上。如此循环，卖了大猪的钱，立即用于下一批小猪的成本和饲料的成本，多出来的，除了维持日常生活之用外，父亲存着，准备投入猪场的扩建。每天早晚的喂养、打扫，不管初一还是十五，过年还是过节，刮风下雨还是下雪，没有一天可以停止。

农村里的劳作，除了全年无休的体力活之外，还要看天吃饭。猪瘟是个时常潜伏着的威胁，一旦来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父亲每天在猪栏里巡视，遇到喂食时躲在角落里不去抢吃的猪，或者晚上从小屋里听到猪的咳嗽声，就拿了温度计跳到猪栏里，给猪量体温、打针喂药。

除此之外，还有不受农民控制的市场，有时小猪入手时，价格很高，大猪出手时，生猪价格却极低，再算上饲料成本，大半年的劳动算是白费了。生猪价格和养猪行情是那些年里母亲每次跟我通话时必谈的话题。甚至后来我的女儿出生，母亲来帮忙去超市买肉时，她也时不时感叹：“这里的猪肉么，这么贵，我们那里卖生猪却卖不出几个钱。”

不过，自从养猪之后，父亲母亲的生活有些否极泰来的景象。母亲曾经向我描述过邻村的一户养猪户的近百头猪得了猪瘟，被拉到田野里活活烧死，“烧掉的都是一勺一勺喂出来的钱啊！”她感叹。这样的情况，父母幸运地逃开了。大约是因为父亲管得仔细，除了偶尔有小猪生了病救不活之外，大猪出意外的情况极少。养猪虽然收益不大，却远远好过种稻谷和蔬菜，三年后，父亲慢慢地也存下一些钱来准备建第二片猪场。

这时，我也从大学毕业，考上了那时还存在的公费研究生，日常的花费可以做兼职赚得，不再需要向家里要钱。

眼前似乎有了曙光。

5

然而，当父母亲在猪场上劳作时，不到20岁的弟弟惹了祸。

弟弟那几年所经历的事，以父亲在大年三十夜往地上重重地扔下一个装着八万块现金的塑料袋作为结尾，是我们家这么多年来的禁忌。

“都是我们两人一瓢一勺喂猪喂出来的钱，就这样送给别人了。”母亲咬牙切齿地哭诉，“上一世欠他一样的。”

2003年秋天，正在读研三的我几次接到了弟弟的电话，向我借钱，每次要一两千。后来有一次他发短信说要两万，如果我不能借给他的话，他“就死定了”。我没有这么多钱借给他，只给他转了三千，心想他说的“死定了”不过是随口说说。

直到回家过年，我才发现弟弟因为赌博而惹上了高利贷。就在我们一家人坐着吃年夜饭的时候，放高利贷的人打电话给弟弟催债，这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父亲在年夜饭后甩给弟弟八万块现金，弟弟骑着一年前找父母要钱买的摩托车，冒着寒风，把钱送了出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放高利贷给他的是邻村一个比弟弟大不了多少叫“少龙”的年轻人。那人专门在附近村子里的赌场放高利贷。

赌博，在我的村庄，从我有记忆以来都是与日常的农事劳作同步进行的。这边有一天到晚扛着锄头到田里干活的人，那边就有躲在村子中某户不引入注目的旧房子里赌红了眼的人。比起弓着腰，烤着太阳在田里劳作，一年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赌局上几分钟就哗啦哗啦地把别人的钱扫到自己面前，实在太有吸引力了。

有人靠赌博一夜暴富，那么就有人因为赌博一夜输得精光。这也是从来就有的事。可是，当有人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后，赌场里马上就有人凑上来提供赌资，却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

当父亲母亲日夜守在养猪场的时候，弟弟因为搬东西时扭伤了腰从父亲朋友的工厂里辞了职，又经人介绍去了附近的一家扑克厂。父母以为他天天在扑克厂上班，谁知他早就又辞了职，天天外出不是去打游戏就是去赌场。

当他输光了钱时，便有人借钱给他。出了事后，母亲才从别人那里听说：“那个少龙，哄你家儿子，没事的，反正你爸妈可以把猪卖了赚钱的。”母亲也从骂弟弟变成了放高利贷的少龙：“这黑心的人，这种害人的事情也会做。”

直到今年夏天，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吃晚饭，聊起亲戚群里别人发的一则附近村庄里扫黑除恶的新闻，我天真地问：“村子里真的有这么多黑恶势力吗？”，父亲才突然激动起来：“怎么没有？！那些放高利贷的，哪个不是黑社会？”

“那个少龙，坐牢好几次了，放出来继续放高利贷。他们都是有帮的，他自己又不出面的。”母亲补充道。

“那一年，你弟弟就是被他们害的。”父亲说，接着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酒。

6

只见小卒不见大王的高利贷组织始终盘踞在村子的角落里，如同毒蜘蛛，随时准备着扑向猎物、并将之死死地缠住。

村子里住我家对面的叔叔，常年赌博，欠下一屁股高利贷，老婆为了家里不被高利贷搬得精光而跟他离婚。住在邻村的表姑夫，五十好几的人了，为了还高利贷把家里的地也抵给人家，放高利贷给他的还是那个不知道进出牢房多少次的“少龙”。

“那个少龙，跟你姑父还是自家人（本家），照样吃死他，你说这种人有没有好处？”母亲跟我闲坐时八卦。

“他自己要去赌呀！”一旁的父亲插话。

“是呀，你姑父也是没出息，都这把年纪了，他儿子本来谈好了一个女孩，人家女孩家一听这么家里是这个情况，怎么都不肯了。”母亲补充，“你姑姑拼命打工帮他还钱，听说他儿子在外面晚上还摆地摊。”

这么一说，那一年发生在弟弟身上的事情并不是最遭的。

那一年，父亲为了救弟弟将自己和母亲一年的辛苦钱拱手送出，除了八万元现金仍在地上发出的闷闷的“嘭”一声，他一句话也没说。幸运的是，弟弟从此浪子回头。我不知道触动他的是什么，或许是叛逆的冲动在那段时间的恐惧中消散了，或许他在某个瞬间对父母产生了同情，总之，在后续的一年里，逐渐清了余债之后，弟弟开始收心了。

我也终于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父亲终于可以在现金周转不过来时要求我寄钱，弟弟也跟着我来深圳打了大半年的工，最终决定回到家里。父亲帮他在亲戚的店里找了一份活。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2006年的下半年。24岁的弟弟得了腰椎间盘突出，一时间下不了床。究其根源，可能是他从前在父亲朋友的工厂里搬太重的东西时伤过腰。弟弟却说，根本的根本，还是母亲怀他时，从来就没进补过，导致他体质太差。

母亲听了很自责。她和父亲通过朋友给弟弟找了上门来做腰椎间盘牵引的中医，自己又在弟弟病榻前端屎端尿伺候了两周，直到他能自己下床。

那段时间里，母亲明白了，这个儿子再不好再没出息，都是她的儿子，只要他健健康康的，就比什么都好。

7

2006年9月，弟弟在母亲的照料下痊愈。10月底，他向父母宣布他要结婚。

父母很是惊诧：跟谁结婚呢？

弟弟说，他已经谈好了一个女朋友，湖南人，比他大三岁，是05年在深圳打工时认识的。“我们已商量好了，想马上结婚。”他的态度很坚决。

父亲母亲是希望找一个附近相熟的人家的女儿的，那样他们知根知底，没准亲家还能互相照应。可是，当他们听说弟弟的要求时，震惊之外，不过询问了对方女孩的情况，又让弟弟把女孩带到家里来见面。

当母亲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听过有这样的一个女孩时，我也很吃惊，从前弟弟是有谈过不同的女朋友的，我既不没见过，也没特意关心过。这个年龄的长得不错的男人，谁不谈几次恋爱呢？我甚至把弟弟的结婚要求当成一时兴起。

父亲召集了叔叔和两个姑姑一起回家，以及住在隔壁的爷爷奶奶一起见到了女孩。见面的过程，我并不清楚，但是女孩给他们留下了懂事周全的印象。

“会不会是个骗局？”叔叔悄悄地表达了他的担忧。

父亲看了他一眼，半天没说话，但是他同意了弟弟的婚事。“结婚可以，先去登记，再做后续的安排，并且婚后就要把户口迁过来。”他对弟弟说。

于是，弟弟开始筹备婚礼。

与此同时，82岁的爷爷进了几次医院。医生查不出什么大毛病，只是血压高、尿酸过高，这些都是他多年的老毛病了。他住了几天院回家，回家呆了几天不舒服又去住院。

自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爷爷就和周围年纪相仿的老人不同，他是有退休金领的。他每天早上穿上干净的白衬衣和卡其色的长裤，骑一部脚踏车去两三里路之外的市集上喝茶，喝了茶买了菜回来给奶奶做。吃完午饭，他又骑着车出去，去老年茶室打一种类似麻将的细长塑料质地的牌。他从来不需要下地干活，也从来不帮忙父亲母亲做农活。奶奶有时会扛着锄头去菜园里种点菜，可是爷爷从来不去。

与其他老人不同的还有爷爷生病时的处理方法。没有社保、看病全部要自费的农村老人是不舍得上医院的，稍微有点病痛，在家里躺一躺，或者在脖子上、鼻子上、额头上抓几把痧，熬一熬就过去了。我爷爷不是这样的。他床边的抽屉里装满了各种药，一不舒服就吃药，吃了两天药还不见好时就上医院——因为他看病有地方报销。所以父亲、叔叔和姑姑他们对爷爷上医院的事多少有些习以为常，只要不是长时间的住院，他们也不太紧张。

然而，2006年的下半年，爷爷住院的频率慢慢的升高，每一次住院的时间也慢慢变得长，子女们才意识到这次问题严重了。

父亲答应弟弟快速完婚，还有点给爷爷冲冲喜的意思。

8

弟弟的婚礼定在12月初，我给他寄了两千元红包，却不打算回家参加。现在想起来，我感到自己非常无情，当年的我对婚姻没有一点的信仰，并不把弟弟要结婚当一回事。

婚礼之前，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去了湖南对方家里，取了户口本，扯了结婚证，又向女方家长送了六万八的彩礼。女方家长悉数收下，并无任何形式的返礼。弟弟在婚礼之后发牢骚：“她家是卖女儿，不是嫁女儿。”

办完必要的手续后，弟弟和他的新婚妻子这才回到家里开始筹备婚礼。他们先去拍了婚纱照，又将原先弟弟的房间翻修了一遍作为婚房，房间里的家具全部换成新的漆了红漆的。

弟弟的房间是父母亲1985年造的房子的一部分，到他结婚时，房子已经非常旧了。他们从06年底结婚，一直住到17年中新房建成。弟媳倒也一直对房子没有一点怨言——至少明面上是这样的。

母亲有时和我闲聊，都觉得想不通弟媳到底看上弟弟什么。大概就是彼此看对眼了吧。弟弟和弟媳这匆匆忙忙的、看似毫无缘由的结合，在时间的考验中幸存下来，如今生育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的他们已确定进入婚姻的第十三年。婚后的弟弟对妻子百般呵护，用母亲的话说，“连她的内裤都会洗。”

回到那场紧赶慢赶的婚礼。在家里拍好婚纱照、修整好房子、买好家具之后，弟弟和弟媳先回湖南办了酒席，并顺便把弟媳的家人接过来参加我家这边的宴席。

而同一时间内，爷爷已经卧床不起，每日几乎靠打点滴延续。家里的每个人都在默默祈祷，希望他能撑过弟弟的婚礼。弟弟是他唯一的孙子，也是孙辈中最受他宠爱的，没什么能比亲眼看到孙子成家令他高兴的。

弟弟一行人在婚礼前一天返程。“我坐在火车上，突然感到心头一阵绞痛。”后来弟弟说，那是爷爷断了气的时候。

爷爷走的时候，所有的子女都在场，走得很安详，就像一架使用年数已久的机器，慢慢地停止运转。

父亲、叔叔和两个姑姑商量，先将爷爷的遗体留在床上，在床前放了一只旧铁锅烧纸，在第二天弟弟的婚礼结束后再接受邻居和亲戚朋友的跪拜。

弟弟一返回家中，便被父亲带到爷爷的房间里。弟弟在爷爷的遗体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了一场。

接到母亲电话的我，买了第二天——也就是弟弟婚礼当天的机票，一大早也往回赶。到家时，弟弟和弟媳的拜堂仪式刚刚结束。家门口散了一地的红色鞭炮纸屑，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房子的门框上、窗户上都贴着大红色的“喜”字。

爷爷的房间在连着弟弟的新房的老房子的堂前东面，朝北，只有一间小窗户开向北边的弄堂。我走进爷爷的房间，轻轻地叫了一声“爷爷”。

9

爷爷去世，让我赶上了弟弟的婚礼。

我第一次见到了弟媳。她穿着租来的白色婚纱坐在修葺一新的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里，见到我时，她喊我“姐姐”，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称呼她，也不知道跟她说些什么，只说了“弟弟其实是个挺好的人”，话说出口时又感觉自己说错了，听着很像我在向她推销弟弟。没话说时，我环顾了一遍房间，刚刚刮过大白的墙白得耀眼，墙上挂着弟弟和弟媳精心修过的婚纱照，床上、窗上、门上都是耀眼的红色。

晚上的宴席就在家里办的。农村里的人办喜事，宴席通常就摆在自己家里。这些年也有人在城里的酒店里摆酒，但是吃酒回来的人总会抱怨“拘束，又吃不饱”。有生意头脑的人做起了承包酒席的生意，一皮卡车装上可折叠桌椅，炉子、大锅、碗筷也都齐全，人是周边村子里的妇女们，形成了流动厨房。办事的人家，只需要提供场地和钱。弟弟的婚宴、以及后来我的婚宴和家里新屋上梁时的宴席，都找了这样的流动厨房。

宴席结束后，母亲和家里的姑姑们把爷爷的老房子和我们房子里的所有床都腾出来给客人睡。父亲和叔叔轮流给爷爷守灵，我和母亲提了手电筒，从家里走去养猪场，睡在父亲搭的小屋里。

乡间的路，一到夜里，便是一片漆黑。天冷得叫人直打哆嗦。走出村口，走进空旷的田野里，北风便从四面八方裹上来，穿过一层层的衣服，直击皮肤。我和母亲互相挽着胳膊，拼命靠得再近些。从家里到养猪场不过500来米的距离，但是在十二月的夜风里走一趟，走到屋里时，身上就像在冷水里泡过一样。偏偏屋子里也暖和不了多少，墙壁很薄，屋顶只是搭了简单的石棉瓦，屋檐和屋顶交接处全是缝隙，风嗖嗖地漏进来。

我和母亲缩着脖子快快洗漱完钻进被窝里。母亲用她的脚夹住我冰冷的脚，试图帮我捂热。虽然她个头比我小，身上的热气却比我足，我反倒像了父亲，一到冬天手脚就冰凉。

我被母亲捂着，和她并排躺在硬邦邦的床上。因为熄了灯，楼板上的老鼠们出洞了，哗啦哗啦地一阵又一阵地跑。旁边的猪栏里偶尔发出猪叫，大概是哪头猪不小心压到了别的猪。风，夹着猪的气息，若有若无地飘进来。

“你爷爷竟然一分钱也没留给子女呢。”母亲在黑暗里跟我聊天，“你记得他床边的桌子上有一个抽屉总是锁着的吗？那天他走后，兄弟姐妹几人都在，你爸把锁撬了，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张以前的粮票！”

“他存银行了？”我问。

“没的。他的退休金都是你叔叔经手的，每次都是叔叔领了把钱直接给他的。这么多年的退休工资，他们俩老人全吃掉用掉了。”

“这样也好，省得子女分了。”我安慰母亲。

“今年这一次，你弟弟婚一结，爷爷的白事一做，我和你爸爸这些年养猪存下来的钱又见底了。你爸找你要的那些钱，也没法还给你了。”

“妈妈，没事的，我也不急用。”

我和母亲渐渐地不说话了，她仿佛真的受了安慰，很快就睡着了。我继续听了一会儿楼板上的老鼠跑，心想，这是母亲和父亲天天晚上听的，母亲也曾是读高中时还要她的爹爹一路送到学校的娇姑娘。

10

脱下婚服的弟弟和弟媳在婚礼的第二天穿上了麻布孝服。家里房子的门上大红的喜字上方，斜着贴了白条。

爷爷的遗体从他的卧房里移到了堂前，将在家里再停灵两天，于去世的第五天清晨出殡。剩余的两个晚上，一个用来入殓，另一个晚上做法事，方言里叫“挂大灯”。

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若是远道来的，也一并留下来，参加爷爷的葬礼。我的家族里爷爷的堂兄弟、亲兄弟都有不少人，盘根错节蔓延开去，村子里一大半的人都是本家。所以爷爷的灵堂一摆出来，从早到晚灵前就不断地有人提着香火来跪拜，我和母亲、婶婶及姑姑们坐在灵前接待。

根据村子里的风俗，葬礼上，家里子女是不能干活的，姑姑婶婶们正好坐着聊爷爷生前的事。小姑姑从前总想着在家里过一次年，吃完年夜饭后和兄嫂们一起打麻将，爷爷却总是不允许，说“嫁出去的女儿只能在婆家过年”，她就撒娇求爷爷，爷爷则佯装要打她屁股。几个女人回忆起这些，忍不住哈哈笑出来，有人说一句“今年你可以留在家里过年了”，大家“是哇是哇”地应着又哭了出来。过年姑姑是可以留在家里过年了，但是那个跟她嬉闹的父亲却走了。

爷爷活到了八十多岁，走时算是寿终正寝的喜丧。可是当想起他坐的椅子将永远空着，又难免悲从中来。

爷爷停灵在家的最后一天下午，做法事的人来了。老房子里的木墙板拆掉。这堵将爷爷和小爷爷的房子隔开的木板是我早期的记忆之一，我三四岁时抬着头看着父亲手里捧着算盘在算各家各户会分到的田地，后来我在课本上学到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木墙板拆掉了，房子突然变得宽敞，属于爷爷的一间半和属于小爷爷的一间半成了长长的三间房，只有青石墩和石墩上的木头柱子提醒着人们这是原来的界限。做法事的人先在爷爷的灵前搭起花里胡哨的纸屋，从地板一直到楼板，数一数得有五层楼高。接着他们又沿着柱子搭起小型的结构，都是白色的薄纸片做的，上面画了凶神恶煞和牛鬼蛇神。靠墙处搭了九九八十一盏油灯，这油灯整晚都不能熄灭，两个姑姑要看着，一旦其中的一盏灯草烧得差不多了，就要换上新的灯草。

做法事的这一夜是锣鼓响个不停的。全家人只能轮流去眯上一会儿，父亲、叔叔、两个姑姑，还有弟弟，每个时辰都要出来跟着道士走一轮不同的场，一直到清晨出殡时分。

为爷爷送殡的人浩浩荡荡地送到村口，我们一家人将爷爷的遗体送去火化。火化完，父亲抱着爷爷的骨灰盒领在队伍的前面，一行人再去村里的公墓将爷爷下葬。

从公墓走回家的路上，太阳已经出来，田间冬日的薄雾尚未散去，父亲穿着麻布孝服走在前面，我和母亲走在后面。“你爸的背这么弓了。”母亲突然说，“这么看上去，真是老了。”

我抬头看，父亲弓着背，花白的头低着，直直地往前走。

11

那些每一分每一时都难过的日子，原来可以在日后捆绑成一年、五年、十年来看的。那些时日，放在人生的曲线上，不过是一条下行的线段，这条线段在触到一个低点之后，又会缓缓上行。

父亲母亲的人生曲线，在06年触底后，终于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上扬。

自从结婚之后，弟弟完全变了。他变得“听话了”。父亲和他商量，干脆就在家里跟父亲一直养猪。那个好吃懒做的弟弟变成了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一起床就从家里骑个电瓶车到养猪场上，换好干活用的旧衣服，跳进猪栏里打扫冲洗。

有了弟弟这个壮年劳动力，母亲终于得了空，可以早早地给一家人做早饭。父亲的工作从原来的拎猪食变成了母亲做的拌猪食，他经常痛的手臂稍微有了缓解。

弟弟结婚后的07年和08年，正是养猪的好年，生猪价格一路飙升，一度涨到了200%。父亲、母亲和弟弟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看到存折上的数字从原先的四位数，变成了后来的六位数。父亲将进进出出的数据清清楚楚地记在小本子上。弟弟的加入让父亲母亲都轻松了不少。

07年底，弟媳剖腹产生下一名男婴。新生命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欢乐，没有经历过时大概无法想象。粉嫩的婴儿，就像昏暗的幽谷里的一束光，闪着希望。父亲在劳作之余又多了一件事做，那就是抱孙子。

我第一次发现从来都板着脸的父亲也会有满脸的温柔。他时不时地抱着小婴儿，他坐下来时小婴儿发出哼唧声，他马上就站起来，轻轻地晃。小婴儿生病要吃药时，他用手臂枕着他的头，轻轻地哄他；当药喂到小婴儿的嘴里时，他不自觉地也张大了嘴，仿佛吃药的是他。

我知道三十年前，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没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十年前，我三十来岁第一次见到父亲这么温柔的样子时，偷偷地流了眼泪，那眼泪是为没有被父亲这样温柔相待的儿时的我流的，但是今天重新想起这些，我只想拥抱那样的父亲。

12

09年初，我回家办了婚礼。

这一年父亲用家门口的竹林换了小爷爷家的地，整个猪场有了最终4亩地的规模。为了让我能在秋天时舒舒服服地回家坐月子，父亲花了五万多块钱在第一片猪场的边缘建起来一栋小房子。

虽然最后我并未回家坐月子，但是当我和安带着一个多月大的女儿在那年的十月初回到家里，我俩惊呆了。

那是一处六十来平米的一层楼，外墙只用灰色的水泥粉刷了，可是进了屋，却是简洁舒适的、功能齐全的。简简单单的两间卧室，加上一间“堂屋”、厨房和卫生间。厨房里通了沼气，屋顶上装了太阳能板，卫生间里的热水器是太阳能的。

母亲在准备给我睡的卧室里挂上新窗帘，淡粉色的背景，淡蓝色的气球带着一个篮子飘在空中，篮子里装着熟睡的婴儿。很显然，这是母亲花了些心思挑的。房间小小的，只放得下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凳子，和一个简易衣橱。床是当年父亲母亲的红色婚床，床围上雕了花，靠里的一面中间镶嵌着一张图片，是钱塘江和江边的六和塔，淡蓝色的江面，白色的钱江大桥，和白墙黑瓦的六和塔，右下角写着“钱江六和塔”。据说，我就是父母亲当年新婚后去杭州度蜜月时怀上的。

我曾经疑惑过，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青年，父母亲为何会有“度蜜月”的概念，后来家里拆老房子时，整理出来许多泛黄的七十年代的《钟声》和《人民文学》。六和塔，大抵是年轻的父母亲关于远方的想象。

那年秋天，我带着我的小婴孩在离开家多年之后，和父亲母亲同住在野外的房子里。每天早上，猪群嗷嗷待哺的声音将我叫醒。我卷上窗帘，看到初升的太阳从东边的山上穿过田野的薄雾洒向大地。我看到父亲穿着干活用的旧衣服和弟弟在猪圈间穿梭。

母亲则通常在门口的水池里洗衣服，从自家打的井里抽出来的水哗哗地流着，母亲的刷子刷刷地磨着衣服，她也时不时地挥起棒槌打，她觉得只有用棒槌打过的衣服才真正干净。

我喜欢抱着婴儿站在母亲身边跟她聊天，有一搭没一搭的。她告诉我自从住在“田里”，她耳根清净多了，省得听村子里的八卦。她虽然这么说，却也经常在吃完饭后没事做时，拉着我一起回到村里去，和邻居的奶奶婶婶们坐坐，或打麻将，将前些天错过的八卦通通听回来。

我们回到早晨的乡野中来吧。每个晴天，太阳升起，薄雾散去，草上的、菜叶上的、树叶边缘的露珠在不知不觉中消失。早起的鸭子们在门前的小池塘里轻快地游水嬉戏，不远处的山，渐渐地清晰起来。这情景，就像在舞台上，幕布徐徐拉开。

13

在我女儿幼小的时候，母亲断断续续地来帮我带孩子。父亲和弟弟一家同住在养猪场上。那时的养猪场已经形成了最后的规模。除了采购小猪仔之外，父亲也劈了一片场地养种猪和母猪，自己配种，自己给母猪接生。

我在父亲的笔记本上看到他给6头母猪分别标上1到6的数字，列了表，记录它们发情交配的时间，另一页则记录着“预产期”、“猪仔产量”和断奶的时间。

逐渐长大的女儿非常怀念外公外婆住在“田野里”的那段日子，因为她寒暑假去时可以和表哥玩泥土玩沙子。她也曾经凌晨和表哥起床，看外公给母猪接生。“妈妈，仔仔说小猪是猪妈妈像拉大便一样从屁股里拉出来的，不是这样的对吗？”她回来问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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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我打电话时，也汇报两个小孩的事情。“这两个小人也不怕冷的，大五更的，猪要生了，你爸起来，他们两个也跟着起来，照着手电筒，跑到猪栏里去看，嘻嘻哈哈地笑不歇。还不害臊地说猪从哪里生出来的。”

大早晨起一次床就能接生完是顺利的，有时候，母猪会“虚报”，父亲得一次又一次地起来看，一个晚上也睡不了多久，尤其是天寒地冻的冬天，被窝还没睡热就要起来，真是遭罪。

自己配种育种，使成本降低了不少，15、16年生猪价格又有了上涨，这一切都为家里造新房提供了条件。

要拆除养猪场的消息传了好几年，最终一纸通知落到了父亲手里。

“也好，就当退休吧。”母亲这样跟我转告这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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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想过会有一个跟你完全不同的女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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